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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可能会索取资产负债表。每天都会产生一张资产负债表。但是只有在月底时才需要让它达成平衡。整个月当中，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藏着我记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那高达五千万的亏损。姑娘们不懂资产负债表。这种表格每天都出现在她们的桌子上、我的桌子上，然后又被收走，换成了新的。到月底时，那些数据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她们是察觉不到的），又达成平衡。因为姑娘们都不是会计，她们当然不懂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数字的意义。但是，尽管资产与负债相等，贝克和曼森还是一眼就会看出破绽的：我们以代理客户做交易和为自己做业主交易的名义向总部要来付给sIMEX的现金，与我们的帐目不符。我把交给sIMEX的现金的一半左右用来为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头寸提供资金了。
资产负债表上缺失的一个部分就是现金。在接受审计时，即一九九四年七月，我的损失已高达五千万英镑。我掩盖它的手法不过是写了几个假数字。如果把我的资产负债表简化的话，它该是这样：客户收支差一亿一千万英镑——借方SIMEx已收六千万英镑——贷方花旗银行存款五千万英镑——贷方也就是说，客户（包括巴林银行自己）将钱存入巴林银行证券公司在日本和伦敦的分公司，这两家分公司再将现金转、入巴林银行在新加坡花旗银行的帐户中。新加坡分部收到的一亿一千万英镑中，有六千万已付给了sIMEX，另外五千万现金还存在花旗银行中。
但是实际上我已把这五千万用来补偿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我们在花旗银行的帐户上已没有一分钱了，我只是做了个简单的分录，遮去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赤字，而增加了在花旗银行中的结余。这真是一种荒唐的隐瞒方式，因为只要他们看一看花旗银行的帐目，他们就可以发现那里根本不存在五千万英镑。通常，我都要透过卖出期权来获得现金，从而弥补这一损失。可是现在，我经办的交易额实在过于庞大，我已没有余力去抛售期权了，我只希望贝克和曼森千万别查花旗银行的帐目。我希望他们查看该分录时，看到那三个数字刚好能达到平衡，就不再深究了。
所以，事实上，资产负债表上那一亿一千万英镑资金被用到了两个方面：六千万支付给了sIMEX，五千万也给了sIMEX，为记录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提供了资金。花旗银行里的五千万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一直等着，但始终没有接到那个电话。贝克和曼森已经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月了，他们查看了各种的文件，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每次回办公室时的表情。我尽量在交易大厅里多待一会儿，时时刻刻希望着他们能离开。最后，他们终于给了我一份报告草案。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我应该每天都核对向sIMEX交付的保证金额。他们还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BFS）应代表其客户（主要是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各分部）预先向SIMEX支付所有开口合同的启动保证金及差异保证金。然后，BFS再向各客户收取保证金。”
“除了时差与一些次要的例外因素之外，所有的数字都应该吻合。如果数字不符，那么，要么是SIMEX、要么是BFS计算的保证金额有误……不能保证SIMEX计算的数据一定会与BFS相同。”
他们总结说：“目前，理论上不能排除有人将虚构的交易记入BFS系统并因此使保证金增加的可能。”
我拿着一份报告草案，去看贝克和曼森。
“不错，”我说，“你们真是把所有的业务都看过一遍了。不过，每天都核对保证金额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时差会时时影响SIMEX对保证金的要求。”
他们似乎并不想反驳我。如果他们反驳的话，我会找出许许多多的藉口来为自己辩护，尽管它们都毫无意义。但我脸上那绝不让步的表情使他们谦和地做出了让步，他们也同意每周核对是更合适的观点了。实际上，随着第二份、第三份报告草案的出现，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每月的结算上了。危险已慢慢远去。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审计报告最后做出来时，我意识到我已顺利度过这一难关了。
他们所做的审计工作基本上是分析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这种盈利形势可以持续多长时间，而没有关注那些利润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们审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几个与BFS做人成绩有关的问题。”贝克写道。然后，他便就BFS一九九三年度三千万英镑的利润，提出了四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了获取这些利润，是否有人违反规则？
——是否承担过与众不同的风险？
——那些业务是否在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做成？
——是否有持久的盈利能力？
他们对我身兼交易场地与清算部门两处主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由一个人同时负责的BFS系统与业务的工作也可以令人满意，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总经理可能控制一切。他同时是前台和后勤部门的经理，因此，便有可能盗用集团的名义，来开展某些交易业务。而且，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清偿、记录这些交易。”
他们差点就找到事实真相了，但是，他们又退了回去。他们建议总部另外派人来做后勤部门的经理。随后，他们却又写道：“我们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BFS的业主交易何以发展成为集团收益的如此重要的一个来源。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BFS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它可以在SIMEX和日本市场之间有效套做；这种套做活动反过来又创造了低风险的交易机会。最后，BFS可能无法阻止其他金融机构介入市场参与竞争，从而使目前的盈利水准逐步下降。但是，在下列条件下，该过程可以减缓：——在SIMEX所作的代理业务与交易业务由同一机构负责经营。它应代表整个集团广泛的利益，而不只是某一部门狭隘的利益。
——在BFS作主要交易决策的总经理长时间留任。尽管交易组织有一定实力，但是如果有竞争对手抢走业务的话，盈利能力降低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审计报告还指出，短缺的资金已由位于伦敦的“巴林集团财务部”补上；银行应该考虑使用信用证或提供信用透支。
我逃脱得太轻易了。读到审计报告的前言部份时，我简直是心花怒放。
“本报告主要的证据来源是几位重要部门的经理（主要是总经理）所作的询价，我们查看了其主要的报表和记录，但没有对这些记录做详细的检查。”
在报告的结尾，他们做了总结——不过是重复了我在某些会议上陈述的观点而已：“总结：BFS业主交易／套做交易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其在sIMEX及日本各市场上独特的位置。众多的代理业务、独到的管理方法和通信方式使BFS既可以在多个市场之间做套做交易，又可以从低风险的短期市场变化中获利。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BFS有破坏SIMEX交易规则或超出限额做交易的证据。”
至于我同时身兼前台与后勤两部经理这件事，却没人真要改变这种体制，这是令人吃惊的。这在任何交易市场都是有悻常规的。审计报告对此做了如下评价：“尽管BFS交易金额巨大，它仍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运行体制较直接的公司。
也许正因为如此，其前台交易与后勤清算均由总经理尼克·李森一人负责。这是权力过份集中的典型例证。而一般的公司为了减少出错的可能性，都把业务划分为开展、清算及记录等不同部分。”
对这个核心问题，他们作出了这种极没有见地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由同一个人来兼任多职，同时负责交易、清算及记录等环节。我们认为，由于后勤部门缺乏有经验的高级职员，其总经理一直非常积极地承担着前台交易和后勤结算的所有细致工作。”
他们在审计报告提出了几条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被采纳，我的欺瞒行为可能难以继续下去了），譬如“由于其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情况日益复杂化，现在是向BFS提出派遣独立的专职‘风险与税收’人员，对其进行严格监查的时候了。”
但是，审计报告也引用了西蒙·琼斯对此发表的不同意见：“根据内部审计的结果看来，BFs尚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对其‘风险与税收’情况进行监查。由于期化交易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一点审计师他表示同意），现在在香港任职的风险经理即可完成对新加坡分部的监查工作。（我们建议每个季度查一次）戈登·鲍舍己表示：他愿意，也有能力做这项工作。”
读到这样的结论，我突然忍不住笑了。西蒙·琼斯真是一只铁公鸡啊！他一心就想着尽管降低雇员工资这方面的支出。
为此，他不让我聘用最合适的人选，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高工资。现在，他又拒绝为一位独立的风险与税收督查人员花钱。
这倒使我可以继续保持现在这种无人监督的状态。括号里的那句“每个季度查一次”对一切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让戈登·鲍舍来督查我的业务？这未免太可笑了。就好比让一个住在巴黎的人督查雅典分部的业务。
“你对此满意吗，尼克？”我们都坐在西蒙·琼斯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时，詹姆斯·贝克问我。
“满意，戈登会好好做的。我们也实在太忙，确实需要别人来帮忙。”
“你是很忙，但是做生意时还是有个人监督比较好，以免出事。”西蒙·琼斯说道。
“而且，你对生意的情况可以了解得更清楚。”贝克和颜悦色地说。
“那么，戈登什么时候来这儿？”
“他每个季度来一次。”西蒙·琼斯说。
“没问题。”我点头表示赞同，“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我该赶回交易大厅去了。”
“没什么事了，你走吧。”西蒙说。
“祝一切顺利。”我出去时，贝克和曼森都这样祝福我。
审计报告的第十三页上记录了“风险委员会”对BFS每日头寸的最高限额：——二百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期货——一百份日本政府债券期货——五百份欧洲货币期货没有对整夜头寸的授权。但是，自九月初开始，我手头已有五千份日经期货、二千份日本债券期货、一千份欧洲货币期货及可装满满一卡车的期权（其总数高达二万份）。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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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此情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