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跨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自传

此情可待

通常，在一本书的开头，作者都要写上一篇简短的献词，但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重录我的生命中并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再现一段我一直想要忘却的历史，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献给任何人。
　　既然如此，那么我便借了写这本书的机会，着重展现一些事件的真实面貌。譬如，在书中，我引用了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其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那份报告只不过废纸一一张——跟新加坡提交的那一份报告比起来，它让人感到羞愧。
　　另外，我认为还有必要问英格兰银行和“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几个层次较高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譬如，在巴林银行倒闭后，为什么还会引起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货币损失？那些所谓的“专家”是否有能力对那些货币进行有效的套做交易？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赌博？
　　我没有被遣送回英国去接受审讯，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我不想谎称我对此决定背后的内幕不知或者不懂。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新加坡政府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他们被禁止接触英国人掌握的大部分能用作证据的文件。而在我被扣留在德国期间，SFO所做的陈述与此正好相反。
　　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暴露内幕。但是我仍怀疑它会导致新闻媒体的热烈炒作，就像读者们常常见到的那样。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却是完全真实的。在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坚持着“真实”的原则，以告诉读者事情的真实面目。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描绘方式感到不安，但是，在将书读过多遍之后，我觉得我的描绘应该是公正的。为了不伤害别人，我在书中两次使用了化名。好在这两个人算不上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本书中提及他们。所以，我想这个处理方法应该是妥当的。
　　借此机会，我想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谢忱。首先我要感谢爱德华怀特利先生，是他帮助我写成了这本书。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监狱当局格外帮忙，允许他一次一次地来探视我。但愿他日后一切顺遂。我还想对我的律师们表示感谢，尤其是史蒂芬波拉得、阿伯哈特凯普夫和爱娃丹宁弗尔德。是他们接了我的案子，帮我打完了那场官司。
　　第一次入狱时，有人对我说：“现在你可以看出谁是你的朋友了。”这绝对是至理真言。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又无法一一回信——朋友们的来信实在大多了——我只能在此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我未曾收到过指责我或批评我的信，但我确实对我以前引为“朋友”的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失望。尽管大多数朋友都抗拒了悬赏的诱惑，但还是有三个人将自己出卖给了报社，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姓名——我不想将自己降低到他们的等级——但是，我想，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的。
　　我想感谢我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好友，他们一如继往地支持着我。他们的爱是我的精神支柱。要是没有他们的爱和帮助，我肯定无法坚持到现在。这又谈何容易！对我而言，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但是，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小的帮助，让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丽沙说声“谢谢”。在整件事情中，她都是我的力量泉源，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激励着我。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服刑，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丈夫。

此情可待

序言　在可达金乃巴罗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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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那天是我的生日。乘筏航行的服务已经中止，我们只好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火车站去，准备坐车溯流而上。但是，我们要坐的那列火车却出了问题。那是一列非常不可靠的老车，没有人知道它当时是中途抛了锚，还是脱了轨，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远行。在二战期间，士兵们就是坐着这列火车在马来西亚境内纵横南北，对日作战的；后来，他们又坐着这列火车仓皇避开日本军队，那些士兵可是真正尝到过仓皇逃生的滋味的人。
　　丽莎和我返回饭店，溜达到游泳池边。位于可达金乃巴罗的香格里拉饭店是一处新建的休闲度假场所，其游泳池为一巨大的弯月形，周围摆放着一些蓝白两色的帆布遮阳桑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我注视着遮阳伞下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全身发红，光着的脚丫冲着我所在的方向伸展着，脚掌显得又白又软，像松软的棉花或羊毛。这些人可能是经纪人、银行家、律师或者石油大亨，还可能是像我一样的期货交易员。他们都是侨民，喜欢冰啤酒、鸡肉还有跟头脑简单的女人调情，他们也喜欢金钱。我打开汤姆克兰士的恐怖小说，努力将精力集中起来，我倒是能跟他们讲讲关于金钱的事情。
　　身后有只行动电后响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我了。”我转身去接电话，但随即意识到那是别人的电话。我已将自己的行动电话关闭，并把它放在房间里。谁也别想用电话找到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又躺到椅子上。逃跑竟然也如此简单，我所做的不过是关闭了电话，拎了两箱行李，用现金买了两张机票而已。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加坡境外了。新加坡的监狱我已蹲过一晚上，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的铃声响起来时，大厅里的叫喊声终于能停止下来了：整整一天，每个人都在向我叫喊，实际上是我站在交易大厅里，每位经纪人都大声向我喊话，我也大声回答他们，我买了市场上现有的所有期货合同，那天，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三十点，但如果没有我，它一定会跌破一千点大关，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挥舞胳膊大声喊话、呲牙咧嘴、填写票据，然后将票据送到管内勤的办公室去；要不就是拿起电话，大声回话，然后给乔治打手势，让他在一万八千一百点买进，在一万八千点买进，在一万七千九百点买进，我成功地让市场反弹了好几次，但是回天乏力，市场还是下跌不止。
　　我又赔进了好几百万英镑。但具体多少，我并不清楚。我感到害怕不敢将它弄清楚。那些数字绝对能让我吓个半死。我关掉显示萤幕，在上面跳跃的那些绿色的数字马上就消失了。
　　它们不过是屏幕上的数字，和真正的现钞似乎完全是两码事。
　　我对当天的交易情况做了一下总结：这天的情况真是可怕啊——在一个一路下跌的市场上，我却一直在买进；每当我想抛出时，却总有人已经抢先了。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我的参与，涉及五百份合同的大宗交易平均六个月才会有一次。而今天，一大之内，我就经历了两宗这样的交易了。有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市场了。我敢肯定，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这么多大额票据同时出现终究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他们每次都能赶在我们行动前几秒钟下手。我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只有老天知道这笔钱的数目。我一直在试图解缓我们面临的局面，而结果却是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我尽量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今天星期四，两天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支付至少四千万英镑的保证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放弃努力了。
　　我悄悄溜出交易大厅，快步向外面走去。一路上，我向好几个人点头示意，向他们露齿而笑。我看到许多人看见我后吃惊的表情，但那也掩盖不了他们满脸得意之色。他们全身是汗，满脸通红，就像刚从舞池出来一样。经纪人们也看着我，他们清楚，我今天的交易额几乎是天文数字，他们为此而惊异不已。他们一定在心里琢磨，他们的总经理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客户做了如此巨额的交易，一定在琢磨我是否已做套期交易。他们清楚——其实整个亚洲都清楚——我手头上的期货合同的总值累计起来已达一百一十亿英镑，相当于日本在这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根据他们自己做成的交易额，他们很容易就能得出我已成多头者。由于我在新加坡市场上占了百分之四十的份额，这一点很难瞒住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其他人都嗅到了伦敦的巴林银行完全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我已被牢牢地困在这个市场里，无路可退。

此情可待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是负责监控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日本经济新闻报》，他们想了解我在这种情况下，作何打算。“我们想称之为‘巴林银行危在旦夕’，你看可以吗？”那位记者问道。
　　“随你们的便，”我用愉快的口气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情况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那些合同是否全部在三月十日到期？”
　　“这个你们自己等着瞧吧，”我说，“我不清楚客户们会有些什么举动。”
　　“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话，市场是不会止跌回稳的。”那位记者指出。
　　“咱们说到这儿吧，”我打断他的话，“我要接别的电话。我们以后再谈。”
　　我“砰”地一声挂下电话，对刚才听见的电话的人吼道：“我再也不接电话了，一个都不接。”
　　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都被我挂断了。让那些人自己去猜想吧。丽莎这时走过来，递给我一份关于“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最新报表。我看都没看它一眼。我知道，它足以将我惊怕至死。我已经一个月没去看它了。我很清楚，我们的财务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今天，我本想抛出所有合同，退出市场，而实际上，却是在努力维护它，以免市场全部崩溃。结果是，我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市场上再次损失惨重。我环视周围，没有人来，于是我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一堆碎纸情、胶水、剪刀及撕碎的信件等杂物下面，我拿出“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报表，我在最近交易情况这一栏中胡涂乱抹了一会儿，然后在这一栏底下划了一条线：到今天日经指数以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点收盘时为止，我有六万一千零三十九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合同为多头，二万六千份日本政府债券（JGB）合同为空头，同时还有一些欧洲货币及日经期权。我真不敢去想我到底损失了多少。
　　“尼克！”
　　我回转身来，同时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部收拢起来。是托尼·雷尔顿在叫我。老托尼是个大好人。他身材高大，已微微有些发福。他总是急于取悦于人。看来，我必须用一些不相干的杂事来唬弄他了。
　　“哦，托尼！你好吗？”
　　“我很好，尼克，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我冲他微笑着说，那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我在市场上大有收获。
　　“我找了你一整天了。”
　　“对不起，那边太忙了。”我点了点头。一切让他去猜想吧。
　　“还真是那样，”他钦佩地笑着说。
　　他也是一位在伦敦风闻了尼克·李森传奇式的成功故事的人，我可不能令他失望，他还跟一周前一样，对我的帐户一无所知。其实，到现在为止，他已在这个办公室里晃荡一个月了，可怜的家伙。
　　“尼克，我和西蒙·琼斯谈到了收支平衡表上的亏空问题，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下午能不能和我们碰碰头？另外，詹姆士希望能在星期六开个会。”
　　“哎哟！”我仰面靠在椅背上，“真不巧，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想出去庆贺一下。星期日倒是可以，”我尽量不惹他生气，“但星期六不行：还有，今天下午的会议能不能晚一些开始？丽莎刚来过电话，说她病了，所以我想回去看看。我四点三十分回来，可以吗？”
　　“好吧。”托尼高高兴兴地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去了。他低下头，集中精力去看文件。他也有他的会议。
　　我转过身，到办公桌继续看手上的一组组数字。如果托尼·雷尔顿是从文件的最后部份看起的话，或者曾经核过帐的话（哪怕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核对帐户不过是每个审计员每天早上开机后该做的第一件事）。他早就该看见过这些叫人惊心动魄的数字。我真不敢相信，他到新加坡已经一个月了，而且他的办公桌就紧挨着我。到现在，他也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帮助我改善目前的财务状况。只需做一件最最基本的事，他就可以完全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了。当初听说总部派遣他到这儿来时，我方寸大乱，以为一切都要完了。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对这儿的情况依然毫无察觉。他坐在我的左侧，听我和布伦达格伦哥在电话上交谈，听我向他申请更多的资金；他也看过SIMEX发来的所有关于“八八八八八”帐户的信件，知道我们损失了一些资金，但他仍然没有明白整个事件的严重性。我差不多要认为我可以安然无恙地待到三月份了——那是丽莎的姐姐来看我们的时候。但是，明天就是发放红利的日子，也就是说，到了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
　　电话铃响了。克里斯汀娜·里姆用手捂住话筒，问我：“纽约道琼期货营业处给你的电话，接吗？”
　　我摇摇头，然后听见她解释说我正在接电话，过一会儿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她甚至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电话我是不会打的了——给巴林银行省一笔电话费吧，市场上的每个人都开始猜到我并未做套期交易。日本的经纪人们雇用很多人手来测算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收支差，山一证券测算结果和事实非常接近。在新加坡市场上，我占了全部份额的百分之四十，在这个市场上，我是唯一的买方。这实在太荒谬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有巴林银行的管理人员毫不知情。其实，只要将我提交给sIMEX的财务状况报告（其中包括“八八八八八”帐户）与提交给总部的报告（其中没有提及“八八八八八”帐户）进行对照，不出半小时，他们便会对这里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了。
　　这时，西蒙·琼斯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可真是件稀奇事。
　　以前，这傲慢的家伙总是打电话，从来没离开办公室到搂下来看我。
　　“尼克，”他说，语气很轻松，“我们把收支平衡表又看了一遍，我们被搞糊涂了。托尼霍斯周末就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在星期日前就做好一切准备。”
　　“那当然，”我笑道，“没问题。托尼·雷尔顿已通知我四点三十分开会了。我可以在开会时讨论这个问题。”
　　“你可真是个明星。”西蒙说罢，和托尼·雷尔顿聊天去了。
　　我转回办公桌前。现在我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我必须离开。关上行动电话，我将它放进口袋里。然后，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报表胡乱摊在桌面上，想把它们撕了——可是，西蒙和托尼就在附近，这种举动也太明目张胆了。能不能把它们随身带走呢？可是，这又会带来很多损失。况且，我马上就要度假去了——该死的度假！最后，我把那些文件锁回抽屉里。他们会找到那些文件的。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如果还没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话，他们会打开门找到这个的。明天他们肯定会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明天SIMEX就会打电话来催我们支付另一笔高达五千五百万英镑的保证金了，那时候他们就找不到负责人了。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推开椅子。
　　“再见！”我向办公室里的人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走出办公室，走进电梯。电梯门刚合上，我就掏出电话，拨了丽莎的号码。
　　“嗨！你好吗？”丽莎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
　　上帝啊，她可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最初的那件事，那是在一九九二年，金姆那个蠢猪犯了个错误，损失了小小的两万英镑。可是从那以后，这里的失误接连不断，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今天又有数以万亿的英镑化为了乌有。
　　“我马上来接你，”我尽量使声音听起来自然一些，“我想和你谈谈。”
　　“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五分钟后接你，你到楼下等着我，好吗？”
　　“我等你。”
　　我把电话放回口袋里。它马上就响了起来。电梯还没有到达地下室停车场，我拿出电话，看了看，把它关了。
　　在地下室里，我走向汽车，打开了车门。我刚把车子发动，车里的电话就响了。我往后仰仰身，把它关了。然后，我就把车朝出口开去，我将车卡插入栅栏门，门开了。车驶进了克员码头，交通并不拥挤，十分钟后我就到家了，我看见丽莎站在楼梯旁边，眼望着车流，神色有些不安。我把车开到路边，她上了车。
　　“是绑架吗？”她开玩笑说。
　　我将车开进车道，汇入车流，感觉安全些了，只要我不断地移动位置，那就没有谁跟盯上我了。那个“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有人来找到它，等着事情的总爆发，可怜的托尼·雷尔顿。
　　“听着，丽莎。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的声音在发抖，“我的工作出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我必须离开这儿。”
　　“你是什么意思？”
　　“我赔了很多很多钱，我必须离开，我得辞职。我已经犯法了。天啊，新加坡人会发疯的，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我真说不清事情有多糟。”
　　“尼克，”她转过脸来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个月就要拿到你的红利了，你却说什么你必须离开这里，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不得不离开这儿。我今天就得走。我得离开新加坡。
　　等他们明白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会跟他们谈的。但是我不能待在这里，看着他们把这事捅出来；我受不了这个。再说，你也该休息几天了，是啊，”我感到自己的话是那么软弱无力，“你也该休息几天了。”
　　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沙哑，我真恨自己。我恨自己没能多帮帮丽莎，我为她的流产而痛恨自己。对我来说洗澡间里那团血肉胜过世上所有金钱。
　　“情况不至于那么糟糕，”丽莎在安慰我，“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压力太大了。你为什么不找丹尼谈谈呢？”
　　我看着眼前的路，机械地随着前面的车向前开。在这里，还有在别处，我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我工作出色，有深爱我的妻子，是全家的骄傲。但是，两年以来，我每天都在受这个问题的困扰，现在，我妻子搞不懂我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我差点说出声来，“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你幸福吗？只有这么做我才会有可能再次获得成功呀！”
　　但是，我明白，我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用那样方式去获取成功。来保全我领导的这个部门，来保全我的领导地位。这样我才能在交易大厅里做大笔的买卖，赚大笔的佣金。遗憾的是，现在我才明白，即使我像父亲那样，只当个泥瓦匠，丽莎也不会改变对我的爱。
　　“好吧，”我说，“我送你回家，你先去收拾行李。不管出什么事，你都别接电话。我去看看丹尼。”
　　“等一下，”她说道，看了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炸弹录影带出租店’在这附近，我去把押金取回来，有二百美元。”
　　我将车开到路边。丽莎进店找该店经理谈话去了，她出来时，满脸笑容。
　　“他们不能把二百美元都退给我。但是，我固执己见，他们只好给了我一百八十美元。”
　　“太棒了！”
　　丽莎在我们的公寓附近下了车。我给丹尼挂了个电话，他不在。我打通了他的行动电话。
　　“丹尼吗，我是尼克。可以打扰你几分钟吗？我出问题了，想跟你谈谈。”
　　“来吧，伙计。我现在在理发。五分钟后咱们远东大酒店见。”
　　我把车停好后，发现丹尼正用手挠后颈部。
　　“头发理得真快！”我跟他打招呼。
　　“就剪了剪，”丹尼说，“我们吃点饼干怎么样？”
　　我们一起走进酒店里，我突然想到该给杜里特公司的维楼打电话，问问他在伦敦买了多少日本政府公债（JGB）。
　　“说说吧，什么问题？”丹尼一边带着我上楼，一边问我，“工作方面还是女人方面？”
　　他给了他女朋友一些钱，用命令的语气让她自己去逛一逛商店。他肯定是发现我的脸色很凝重。我们坐在他房间的阳台上，看着街上的车流。我们面前，摆着丹尼准备的茶水和巧克力饼干。
　　“我的帐户没有被核准，”我说，“数额很大。这事现在随时都可能被发现。”
　　“数额多大？”
　　“很大，大得成问题。”我说道。我们再也没谈论数额的问题。
　　“我想，当局可不希望有这种事。”丹尼摇了摇头。
　　“当然不会；巴林银行也不希望如此。”
　　“巴林银行又能怎么样呢？解雇你？然后呢？你现在要回家了，那么红利是拿不到了。这是很糟，但并非世界末日。起码，你还有健康和自由。”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
　　“好了，你先休息几天。等事情闹出来了，看看情况如何。”
　　丹尼建议说，“事情可能比你想像的要好些。”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我说，“我不想待在这儿，等他们来抓我。他们一看见我就会把我送进监狱的。”
　　“现在应该做的事是吐实情，”丹尼说，“但我也没有太大把握。听着，等我把马克的法拉利债务一笔勾销之后，我坐头班飞机去雅典。等他平静下来后我再回来。他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任何东西。”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真想把数额告诉他呀！
　　“好吧，”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离开这里。是的，我要离开新加坡。我和丽莎马上去机场，飞往甫金。我们明天和你、琪丝在那里见面，再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吧。我肯定会被开除的，让我们在那儿接受一个一个的坏消息吧，”我们一前一后下楼，上了车。丹尼把车开到我的公寓那儿去接丽莎。
　　“我把电话线拨下来了，”她说，“看来确实有人在找你。”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半小时。我们三个谁都不相信我是在逃跑。他们俩说到下周要聚会一次，我都几乎信以为真了。丹尼有些朋友要陪，所以我们商定下周二聚会，丹尼和丽莎还因挑聚会地点争执了起来，不过最后说好了去一家名叫“KEYAKI”的日本餐馆。我看着窗外，数着和我们擦身而过的汽车的数目。每辆车都有可能是送我上监狱的囚车。
　　“你现在是第二个拉格柏林。”丽莎突然说了这么句话。
　　“拉格柏林是谁”我对这个典故可一无所知。
　　丽莎和丹尼都笑了，然后他们告诉我拉格柏林假装自杀的事，我也笑了。这主意还真不赖。
　　我们买了下一班到吉隆坡的机票。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雷捷特饭店。次日清晨，我起草了发给詹姆士巴克斯的传真，也就是我的辞职报告。我嘱咐服务台的小姐一小时后再发出，这样，我们便有足够的时间搭上飞往可达金乃巴罗的航班。我们本想去甫金，但是所有的航班都没有机票了。可达金乃巴罗位于马来西亚东部，邻近婆罗洲岛与坟莱。这地方风景季丽，更重要的是，它不属新加坡管辖。我们不想在吉隆坡过周末。
　　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后，有辆小巴士将丽莎和我接到了香格里拉饭店。我们到达这个地方时，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走出房间，来到游泳池边，去看那茫茫的大海。
　　“嗨！小寿星，醒一醒，要茶吗？”
　　是丽莎在说话。她微微地笑着，看着我。我是多么爱她呀。
　　我侧过身，看着窗外的游泳池。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原来，这里太安静了：没有人朝着我叫喊、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托尼·雷尔顿、西蒙·琼斯、玛丽·华尔兹或者托尼·霍斯等人的打扰，这里没有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觉得他们这儿有汉堡吗？”
　　我对汉堡的酷爱早已被传为笑话了。在东亚的每个城市都有麦当劳速食店。由于添加了食盐及从野外采收的香料，这些速食店里的汉堡比国内的味道更好。我想，要是有麦当劳大汉堡品尝大赛的话，我肯定会拿世界冠军。
　　“应该有吧。但是，你吃一个汉堡，我们就得到健身房去锻练半天。”
　　“你太多虑了！让我轻松几天吧！”
　　丽莎站起身，又低下头来吻我。
　　“我要帮你恢复健美的体形。你的腹部。”
　　“一言为定！”我笑道，“找客房部联系一下。”
　　我们手拉手走回房间。在经过报摊时，我瞥了一眼报纸的标题。昨天，也就是星期五，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点。
　　“他们抓住了退出市场的好时机，”我说，“市场形势已经开始好转了。”
　　“那就应该没什么事了吧，你说呢？”进房间时，丽莎问我。
　　“看起来是这样，”我点点头，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在星期五上午收到我的传真后，了解了当前的财务状况，就会中止在新加坡的一切交易。这样，市场价格便会止跌回稳了。”
　　“但是，为什么你仍然不能恢复原职呢？”
　　“他们当然不会再让我干了，我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那并不全是你的错。”
　　“可是我是主管。咱们别老是说我的事情，好吗？”
　　“周末过后我们怎么办？”她问。
　　我看着丽莎身后的窗外。在香格里拉饭店里，有蓝蓝的游泳池、漂亮的遮阳散迅速的客房服务，可以享用整洁的红色或绿色的餐巾、火热的阳光、冰凉的啤酒，还可以坐上橡皮艇，乘风破浪。还有那列老火车，如果它能正常运行的话，一切是多么完美无缺呀！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长时间的身心松弛。
　　我可以感觉到背部几个月来一直非常紧张的肌肉正在松弛下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听见自己正用轻柔的声音安慰自己。“今晚我们去意大利餐馆，明天我们去坐橡皮艇，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再说。现在我已不是巴林银行的人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北上游览泰国，再绕道澳大利亚，下个月再从那儿直接回英国，再静观局势变化。现在你告诉我，我的生日礼物在哪里？那个提袋里藏着些什么？”
　　丽莎从壁厨里拖出一个大提袋，从中取出家人给我寄来的卡片和礼物。我最高兴做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卡片上他们手写的那些话。我总爱想像他们在家里的写字台书写这些卡片的情景，然后他们把卡片寄往新加坡。这些卡片经过了千山万水，最后终于在我们飞往吉隆坡前被放进了丽莎的提袋里。我看着邮票上女王的头像——她现在是巴林银行的客户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呢。巴林银行所有的上层人物都谈论过她的帐户。
　　她打算向巴林银行投资四千万英镑。四千万英镑如今也只能算作杯水车薪。天啊，如果我造成的亏空只有四千万英镑的话，我会高兴得放声大笑的。我还会出去，到游泳池边跳板上去翻几个筋斗的。
　　“我们给我母亲挂个电话吧！”丽莎说道，“她一定想在你生日这天跟你通话。还有你父亲。”
　　“是该给他们打电话。但是，等明天再打吧，”我说，“他们会一切都好的。”
　　“但是，他们一定以为我们还在新加坡呢。”
　　“我们可以在明天打电话时告诉他们我们出来度周末了。”
　　“这是给你的礼物。”丽莎笑着说。
　　我把包装纸打开——那是一张以斯坦福山为视点而画下的新加坡的老画。我们都笑了。
　　“我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有人敲门，他娘的，会是谁呢，我看了看房间的四周，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丽莎已经跑过去，把门打开了。
　　“我是客房服务员。”这位服务员穿着浆洗过的白夹克，手里推着餐车。
　　“这是你的汉堡，”丽莎笑着说，“还有薯条。”
　　当晚，饭店通知我们说，那列古旧的火车又开始营运了。
　　我们决定星期日清晨出发去坐橡皮艇航行。因为那天日经指数只下跌三百点，所以我没有收看CNN的新闻节目。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房间，这时饭店大厅里还没有什么报纸。其实谁在乎是否读报呢？我们是在度假，我们就该无忧无虑。我迫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辞职，也接受了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等我们度完假，下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搭上了火车，和其他五、六个游客一起溯河流而上。
　　那五六个人包括一对韩国夫妇和几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总是笑容满面的。我们把一个充气橡皮艇拿到河边，穿上救生衣，戴上头盔，摇摇晃晃地上了橡皮艇。
　　河流的源头水流非常平缓。静静的绿水在两边奇形怪状的河岸之间缓缓流过，河岸上是葱郁的树木，爬满了葡萄藤。
　　我坐在橡皮艇的前部，一只手拿桨，另一只手垂在水里。天色晴朗而凉爽。我喜欢在这种天气里顺水漂流。很快，我们便到了第一个峡谷。橡皮艇以双倍于刚才的速度向前冲去，弹进泛起白色泡沫的河水里。我抓紧橡皮艇，朝丽莎看去。她正笑着。
　　由于浪花飞溅到她的脸上，她金色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在脑后则垂着一条马尾辫，她显得那么婀娜，那么开心。她朝我灿然一笑，拿起带在身边的防水照相机。我正在想，趁着我们中间没有别人挡着时跑到她身边去，突然有人喊道：“抓紧！”
　　但是，为时太晚了。橡皮艇被卷进一个大浪里，又被浪掀起来，一下就将我甩到了水里。我闭上眼睛，双手抱头，感觉到橡皮艇软软的底部正从我头上经过。由于没有做深呼吸的机会，我只好闭上眼睛和嘴巴，让水流挟带着我前进。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何不就此而去呢？何必要再浮出水面呢？”这真不失为一了百了的好办法，人们会裁定：意外死亡。
　　这样，我就不必去知道托尼·雷尔顿的近况；不必了解他打开“八八八八八”帐户后会怎么想；不想去猜测他会把下巴磕到办公桌上还是整个瘫到地板上，也不用操心巴林银行、日经指数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了，这样，我就完全解脱了。但是一想到丽莎，我就使劲蹬腿，浮了上来，不错，我是逃离了现场，但我并不想抛下丽莎不管。刚浮出水面时，我的眼前直冒金星。
　　“尼克！”
　　我看见橡皮艇了。丽莎在向我摇手。
　　“我把它抢拍下来了。太精彩了！”
　　我朝橡皮艇游过去，橡皮艇已停在河边。这时，我看见一个导游跳进了河水里，我以为他是救我来了，我正想向他挥手，告诉他我平安无事，却发现他根本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倒是去追赶被我带进水里的船桨去了。
　　“我还以为你上不来了呢！”丽莎叫道，“你的人寿保险投的是哪家公司？”
　　我气急败坏地钻出水面，抓住已泡得发软的船舷，说道：“我也以为自己完了呢。”
　　“我们正想给你放一个救生艇过去，”丽莎笑道，“真是什么时候你都有惊人之举。”
　　我爬到船舷上，几个中国人伸出胳膊来帮我。他们拍着自己的胸脯，又笑又叫：“噢……！”
　　“噢！”我应和他们的叫声，擦去脸上的水。
　　我低头看了看腿部。小腿肚子上有一块明显的发紫，而且肿了起来。
　　“幸亏这儿没有食人鱼。”我揉着膝盖说。
　　“抓紧！”导游告诫我们，“下一个峡谷就要到了。这个峡谷可不同寻常。”
　　我们便又开始全力以赴划桨了。随着船艰难地行进，我们不断地眨着眼睛，因为总有水溅到我们的脸上。
　　划出峡谷时，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向后靠在船舷上，看着葱绿的森林缓缓向后退去。看到不远处的码头后，我和丽莎相互点点头，一起来了个后滚翻，跳进河里，向下流漂去。由于穿着救生衣，我们可以仰面躺在水面上漂流。除了静静的流水外，我什么都听不到。
　　回到饭店，我们重重地躺到床上。
　　“我该不该吃汉堡？”我问。
　　“你那条腿怎么样了？”丽莎翻过身来看个究竟。
　　“你要亲亲它，它马上就会好起来。”
　　丽莎低下头来，轻轻地亲。
　　“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点头回答，“但我的胳膊是真的撞疼了。”
　　“是否也要亲亲它？”
　　“其实，我脖子也碰到船上了……”
　　“我的肩膀倒是真疼。”丽莎说。她侧下肩来，让我看穿比基尼泳衣留下的白色印痕。
　　“看来我们不能吃汉堡了？”我低声说。
　　“改期吧！”丽莎说。
　　星期一早晨，我和丽莎从睡梦中醒来，周围是那么安静。
　　周末已经过去，到了我们该回吉隆坡的时候了，我们商定，由丽莎回新加坡，把我们的物品分类整理，另外将公寓里的家具打包运回英国。她还要把巴林银行的钥匙还给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再飞到甫金跟我会合。我们要在甫金待上一个星期，因为有几个朋友到周末才能来，然后，大家一起飞往澳大利亚。把我辞职的事告诉我父亲和丽莎的父母之后，我们就回家。父亲一定会非常不安的，但他肯定会明白，我在新加坡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会帮他做泥瓦活，安安静静地度过夏天。丽莎则想回家后去她叔叔的店里帮忙——她叔叔在伦敦大街开了家三明治店。
　　这天的天气真不错。我们俩在游泳池边躺了一上午。最后，收拾行装的时间终于到了。
　　“我们去买些饼干路上吃吧！”丽莎说。我们走进饭店里的商店，浏览货架上的商品。
　　“这里有普林格和丽兹饼干，”我在看卡片时，货架的另一端传来了丽莎的声音，“有雅各水果和果仁脆饼。你要哪一种？”
　　我抬起头，想去看看该买哪种饼干。这时，有个人经过我身边，向收款台走去。他手上拿着一份《新海峡时代报》。报纸是对折的。在报纸的一角，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加粗黑体的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一时间，我再也不在乎该买什么样的饼干了。丽莎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已经被惊吓得迈不开步了。
　　“丽莎，”我低声说，“买一份那种报纸。我现在看不了这个。巴林银行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阅读那篇文章了。文章提到了一个交易员的失踪，此时，我朝窗外望去，看着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是在婆罗洲岛北部沿海的中部。我们进退维谷，仿佛已被关入樊宠。如何才能挣出樊宠？丽莎正准备在付款单上签字。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东西上留下笔迹。”
　　“谢谢。”糖果店里的售货员微笑着说。

此情可待

第一章　在沃特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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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沃特福到巴林银行

　　我在酒吧那儿转过身，托起装满啤酒的锡盘，挤进人群，向朋友们所在的地方走去。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们的肩膀和胳膊的碰撞，一心想着保护那些啤酒瓶，所以直到出事前的那一刹那，我才抬起头。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双手托着锡盘，抬起头往上看，正好能看到一把椅子从大约七十五英尺高的地方凌空而下。这把带倚背的椅子用硬木做成，棕色的油漆已有不少裂纹。我当时一定是非常吃惊，扬起的下巴正好跟往下坠落的椅子形成了一个直角。由于没有用手保护，椅子的一条腿不偏不倚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梁骨被撞进了颅骨，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炸开了。我想大叫，发现嘴巴和下颚都不听使唤了。摔倒时，我看到锡盘闪电般地撞到地上，但是我无法听到任何声响。锡盘里装了十一瓶啤酒呢。我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是一片狼藉。
　　史蒂弗则是个幸运儿。他这个肇事者可真是幸运得有点无耻。我躺在医院里治疗受伤的下巴时，他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时候，有一些保安人员冲了进来，在舞池中站成一排。
　　他们将闹事的人彼此分开。我被人群拥挤到了舞池的一边，而我要去的地方却是另外一边，这时，有几个保安人员盘问我，也正是这时候，我的下颚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史蒂弗当时和我在舞他的同一边。他被人按在墙上踢了几脚。混乱之中，他碰巧碰到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紧急出口的门被打开了，他一下摔到门外，门周围堆满了垃圾箱，有一两个人跟了出来，又踹了他几脚。但史蒂弗还是跑出了楼道。他来了俱乐部门口，想重新进去。
　　“我是想把你从那儿拉开。”他说。
　　我尽量让自己脸上不要有汪何表情——伤太重了，笑一笑都非常难受，接着，他重新来到舞池，就看见我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赶紧找了一个保安人员将我架出了俱乐部。
　　这时，警察也来了。我们被送到了医院。
　　次日上午十一点，史蒂弗和劳伦斯一起送我回家。跟下颚比起来，鼻子受的伤更严重，我感到鼻于是那么巨大而麻木，就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药一般。我的两只眼睛分别都能看见这个硕大的鼻子，所以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变成斗鸡眼了，闭上眼睛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回到家，我便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睡了过去，醒来时，水早凉了。然后，我对着镜子刮脸。那情形，真跟削烂苹果一样，因为脸部红肿，极容易被刮伤，擦伤的部位便又开始流血。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笔挺的西装，再带上一把阿斯匹林，出门去上班。起码，由于满脸青肿，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其他不适。
　　“尼克！你怎么啦？”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
　　“没什么，”我说，“昨晚上碰上了一起车祸。我坐在后排，脑袋碰到前面的座位上，把鼻子和下巴磕伤了。坐在前排的人好多了，他们有安全带嘛。”
　　其时，我是在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那是所有美国银行中，最成功的银行之一。我在期货与期权结算部接受培训。那时，我年仅二十，年收入已达二万英镑，不久前在沃特福市买下了我的第一间公寓。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些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之中有泥瓦匠、电工、管道工，还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在搬进公寓的头一天，我请朋友们聚会，却发现自己并没准备刀叉等餐具。于是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在那里享用了许许多多的“梵达露”。回家时，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不少刀叉。真幸运，那不是家中国餐馆；否则，我的厨房里只能有筷子了，接下来是解决照明问题。有人从房子外面的大铁箱里拣来了一些旧灯泡，把它们全部接到了总线上。这些灯泡一明一暗，闪烁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霓虹灯一样。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却是全银行职员们学习的模范——有谁在意我来自哪个阶层，也无人知道我如何打发每一个周末。在银行里，我衣着得体，进步迅速，期货与期权市场正快速发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明白其运行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摩根斯坦利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者。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了大量的后勤人员（包括我）来理清每一笔交易的情况；同时，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让他们走进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为银行服务。
　　我是一九八五年开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位于市区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经常为女王服务的银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尽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一张是查尔斯温莎签过名的。
　　事实上，尽管考茨公司声名显赫，它也面临着许多银行共有的问题：比如有人进行支票诈骗活动、有的妇女瞒着丈夫进行大额透支等等。我能在该公司任职是相当幸运的：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申请这一职位，而公司只约见了其中两人，最后将这份工作给了我。但是，在该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数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四处堆放，然后再将它们包捆起来，放到某个巨大的储藏室里去——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摩根斯坦利银行需要人手。我去应聘了，并且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到货币交易部门工作，替银行清算所有的货币交易情况；也可以到期货与期权部工作，清算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起，我将来的生活就确定下来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车到尤斯顿，再坐地铁到牛津马戏常我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在办公室里，我忙着处理各种清算问题。直到晚上六点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忙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顿给家里挂个电话，让父亲驾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到家后，父亲去睡觉了，我则给各位朋友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周末的娱乐也往往以这种形式开始。在西装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出去放松放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其他职员肯定想像不出我还有那么狂野的休闲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场足球赛之后，我们一群人挤进一间迪斯科舞厅，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我们站在舞厅的各个角落里，轻轻松松地交谈，就好像全身赤裸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朋友史蒂弗有个非常可爱的习惯，每次看到他比较感兴趣的女孩，他都会走上前去，将他的阳具从裤裆里掏出来，把它轻轻放进女孩子手里。在这间名叫“找回的天堂”的迪斯科舞厅里，他又心痒难耐，向一个女孩做了这件事情。当时，那个女孩正高高兴兴地跟她的男朋友———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说话。女孩的男朋友马上警告史蒂弗说：“你给我马上滚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史蒂弗不为所动，仍然待在舞厅里。正是这时候，我答应再去买一次啤酒，然后是，史蒂弗想跑过来把我拉开，而椅子早就砸在我身上了。史蒂弗的所作所为令人生气，他确实该挨打，但是，我却不怎么认为就因为有了他这么一个朋友，我就应该受那么重的伤。
　　我母亲去世时，她一定感到很幸福，因为当时她刚刚听医生说，尽管她已身患癌症，她至少还能活上十年。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她的床边时，她还说，这样的活，她就能亲眼看着她所有的子女结婚生子，拥有幸福的小家庭，她告诉我们，医生已向她保证，她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尽管当时沙莉才十岁，维克多利亚也只有十三岁，母亲却相信，她会看着他们长大成人。那晚离开她的病房后，我们都心情振奋，庆幸她还能继续爱护我们。她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是她的辛劳，才使我们有了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过去，由于和我一起上学的朋友都有普林格牌羊毛衫，我也向母亲要这种毛衣。结果，她就加了几次班，赚到了足够的钱，满足了我的要求。小时候，我做的蠢事自然不止这一件。是母亲使我认识到，我可以努力学习，也可以交很多朋友。那时候，我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学习刻苦，一派酷爱足球，而我则被两派同时接纳——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甚至当上了负责维护纪律的级长。爱踢足球的那一派本来是极讨厌级长的，但他们却仍然认为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要知道，这两派可是死对头埃而我之所以能和这两派同时友好相处，这种自信来自我的母亲——是她使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便自然会有收获。
　　次日上午我在上班时，有个护士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到医院去。母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
　　“今天下午去行吗？”我问。
　　“不行。”护士回答。
　　她们的语气非常坚决。我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坐地铁到尤斯顿，然后又赶上火车，回到了沃特福。但是，为时已晚。我的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维克多利亚和沙莉苍白的脸色告诉了我一切。母亲已被送到太平间了，而我始终没有勇气去见她最后一面。我支撑着到殡仪馆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是。
　　我一直没有去过安葬她的骨灰的地方。我是受惊过度了。我想回去跟她说几句话，和她告别，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出要说什么话来说给她听。我把这件事一再拖延。但同时，我对自己发誓——也是对母亲发誓，我要承担起照顾全家的任务。我要尽全力帮助几位妹妹。
　　母亲自给我的唯一的遗产是她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将取代她的位置，成为家庭的拣梁，从此我必须全力以赴，来养活整个家庭。她曾鼓励我考好每一场考试；她曾帮助我打好向考茨公司求职的申请表。我在家时，她总是替我烫好衬衫、擦亮皮鞋。后来，我到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此时我清楚地认识到：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有母亲的帮助，我只能靠自己了，父亲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他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也不明白我为何每天西装笔挺到那么老远的城里去上班，我弟弟和我是同时毕业的，他早就在建筑工地上帮助父亲和水泥了。
　　父亲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他那狭小的世界里。他是个泥瓦匠。我想让他从忙碌的周末中解脱出来。但是，我是家中的长子，两个小妹又还在上学，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想像不出我在每天的工作中接触到的钱的数目。我告诉朋友们我在银行工作时，他们都认定我是在沃特福的巴克雷斯银行当出纳，数着十元一张的小钱。事实上，我在学习周转巨额的资金，把上亿元的英镑兑换成美元或日元，然后再将它们迅速存入某家合适的银行。所以，我负责处理的金钱数额是巨大的，而我每年二万英镑的薪水加二万英镑的红利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这件事在沃特福盛传了很久。
　　几年后，我的一位妹妹的前任男友偷走了母亲留下来的一些戒指和我们家里的电视机。如果我或我弟弟看到他，肯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他曾恳求我们打断他的鼻梁和下巴骨就算了，但这样也太便宜他了。遗憾的是，他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在银行里，我每天都在数不清的期货、期权交易清算单中忙碌不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替银行赚钱的是那些交易员，那些交易员在LIFFE的交易大厅里赚下大笔的薪水和红利时，我却被困在后勤部门做这种整理文件的工作。沃特福的朋友对我每年能带二万英镑回家已经是瞠目结舌了，可是，要是母亲还在，她一定会鼓励我不断进取的。我立志要当上交易员。在这一点，我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每个自尊自重的后勤人员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交易员，当穿上那种颜色滑稽的夹克，在交易场地中不断大声喊话。他们都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赚一大笔钱，才有可能买下一辆保时捷，我自己倒并不在乎有没有名车。我只想表现得更好，赚更多的钱来资助家人。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交易大厅里的红人是一位叫詹姆斯韩德逊的交易员。他为摩根斯坦利银行高薪雇用，业务非常繁忙，我仔细审查了由他经手的一些交易清算单，然后通过电话，与他一起解决了一些有疑问的地方。经过努力，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与他共进午餐的机会。吃饭时，他提出，由于业务太多，他想找个帮手，替他打理一些琐碎的事务。尽管我当时的年薪已有二万英镑，但是我情愿减薪也要得到作他的助手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入交易大厅，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发挥更大作用。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他表示同意，我太高兴了。尽管这份新工作的年薪只有一万五千英镑左右，但是它却是晋升之阶的第一级。我将获得现场学习做交易员的机会。我的老板却拒绝放我走。他说，我必须在清算部继续工作三个月。
　　我把这话告诉詹姆斯，他说他不能再等。而我的老板又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的。我失去了那个工作机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我辞职离开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我给一家职业介绍所打通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我介绍个工作，他们回答说，巴林银行清算部要一个人。他们还告诉我说，巴林银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家商业银行，规模不大，但是备受推崇等等。当晚，我就去巴林银行位于波特索肯大街的办公室。在和一位名叫约翰盖、非常安静迷人的负责人谈了半小时之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在和史蒂弗一起度过周末之后（在那个周末，史蒂弗又玩出了新花样：他从背面靠近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孩，把他的阳具放在她的头顶上），我为接替我在摩根斯坦利银行里的职位的人写好了注意事项。星期一，我正式到巴林银行工作，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

此情可待

第二章　巴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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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银行在一七六三年由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创建于伦敦。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它既为客户提供资金和有关建议，又像一个“商人”一样自己做买卖——像其他商人一样承担买卖股票、土地或咖啡的风险。由于善于变通、富于创新，巴林银行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无论是到刚果提炼铜矿、从澳大利亚贩运羊毛，还是开掘巴拿马运河的项目，巴林银行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但是，因为巴林银行有别于大街上的银行，它并不开发普通客户存款业务，所以巴林银行的资金来源比较有限。它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生存、发展。
　　在我于一九八九年初入巴林银行时，它就是如此运作的。
　　那时，该银行的职员都持有证券交易许可证，透过闪烁着绿色字符的大萤幕，随时报告全球每个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尽管如此，巴林银行的运行原则仍然保持不变。
　　在巴林银行总部里，装饰着许多旧时的股票。它们都被用画框装演起来，挂在墙面上。这些股票面积很大，颜色多为绿色与褐红色，股票中间刻有带高顶礼帽的人及蒸汽火车的图案。某一边的下面还有波浪形的水樱有人告诉我，早在一八○三年，刚刚诞生的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南部的路易斯安纳州时，所有资金就出自巴林银行。当时，所有流动现金的结算都是以棉花的价格和废除奴隶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为基础的。
　　尽管当时巴林银行已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家犹太人开办的、名为罗斯蔡尔德的银行，它仍然是各国政府、各大公司及许多客户的首选银行。一八八六年，巴林银行发行的“吉尼士”证券上市时，当时的情景可真是蔚为壮观：购买该种证券的人手持申请表格，像潮水一样涌进巴林银行；结果，不得不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这和二十世纪八○年代英国电信公司发行股票时的情景颇为相似：很多人排队等上几小时，买下少量股票，然后再伺机抛出——等到第二天抛出时，股票价格可能已经两倍了。
　　在二十世纪初，巴林银行已经得到一个特殊的客户：英国皇室。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的贡献，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这算得上是个世界记录。尽管我对巴林银行的主人如何如何并不在意（它不过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已），但我还是对它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要说完全不了解其历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走在哪条走廊上，你都会看到许多介绍性的文字和图片——它们都在强调巴林的光荣历史。
　　在我刚到巴林银行工作时，巴林家族中爵位较高的是艾锡伯顿勋爵；那时，他正准备从董事长的位置退休。他是玛格丽特·柴契尔的好朋友，他使巴林银行成功地当上了英国最大的公司BP公司伪董事长，同时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二十家企业之一。巴林家族的另四名爵士分别是北布鲁克勋爵（其祖先包括第一位北布鲁克伯爵、也是印度总督；第一位艾德米·拉尔提勋爵）、瑞弗尔斯都克勋爵、克罗默勋爵（其祖父曾任埃及领事；其父亲曾出任英国银行行长，并在尼克森执政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最后一位是霍威克勋爵（其父亲是英国派往肯尼亚的最后一名殖民总督；他自己则创建了巴林慈善协会，该协会控制着巴林银行，已为慈善事业捐献了大量的资金）。
　　走在楼梯上，我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许多巴林家族成员的肖像，画中的人都安详地凝视我头顶上方的空间。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叫人觉得他们属于那种经过世面、而且一切如愿以偿的人，而且他们对相隔一定的距离来控制他们家族庞大的帝国非常满意。他们不必再亲自动手了。他们已经雇用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来为他们工作。这对于我，二十二岁、刚离开沃特福的尼克·李森来说，确实是件好事。我已做好为之工作的准备。为他们工作，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在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样，在巴林银行，我仍然在期货与期权清算部工作，但是九个月后，我就发现，在伦敦总部我是很难发展的。那时清算部里由我负责向一个级别相当高的老板汇报业务情况。借着这个工作机会，我留心观察，明白了我至少要等上十年才能爬到他那么高的位置。我对工作的兴趣很快便消失殆尽，于是我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
　　巴林银行在八○年代获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中，最辉煌的一笔当数克里斯托弗赫斯在日本创建从事股票交易的分部的做人业绩。由于正逢日本股市开始大幅上扬，巴林银行很快在该市场上占领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整个八○年代，克里斯托弗赫斯都算得上全英国薪俸最高的银行家——其年薪高达三百万英镑左右。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其准确的数字，但是却都知道，他的年薪确实有那么高。这些报酬全都来自他的远东地区所做的交易。日本是他开始发展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亚秒（各国或地区，譬如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尼，他都已开展了业务，做着巨额的交易，人们称之为“老虎”经济，因为在我们看来，远东是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可以迅速致富，可以享用廉价冰凉的啤酒，还可能会有像詹姆斯庞德那样的艳遇。
　　所以，我争取到了到印尼工作的机会。但是到达雅加达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巴林银行的海外业务并不像传闻说的那么出色——那只是一种表象。在总部，我曾读到过不少资料，夸赞它在远东的业务手法新颖、经验独到、有极佳的顾客基础等等，满纸都是溢美之辞，而真实的情况都是：一团糟。在雅加达，巴林银行甚至连一问办公室都没有。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婆鲁旁达饭店的一间客房的外面工作。巴林银行拥有价值一亿英镑的股票，却无法把它出售给客户，因此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股票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且，那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懂该如何让一切变得秩序井然。他们只知道把那些票证随意堆放到标准渣打银行的地下室里。我看到这些小山似的票证后——这些都是不记名债券，拿到这种债券的人可以马上将它兑换成现金——我立即意识到，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克里斯托弗或许已经拿到了他那高达三百万英镑的年薪，巴林银行也因为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而备受赞美，但是在这些虚华的外表下面，却是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亏空已达一亿英镑的事实。如果审计师要求严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认为巴林银行负债过多，这样巴林银行便可能失去聚积资金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例就会严重失调，就会使巴林银行的借贷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间没有窗户、空气稀薄有如地狱的房子里，我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毕，那是我生平做过的最艰难的一件事。巴林银行的问题是它将一定的股票卖给投资者，又购入同样数额的股票来维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证却与要买的票证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来，当年认购了巴林银行股票的投资者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付款。主要的几条有“类别不对”、“票面设计俗不可耐”、“证明文件有问题”等等。这些理由全都是事实。
　　在那十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开掘出一段短短的进山之路。我终于弄清了哪些银行与巴林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然后找出相应的票证和有关的证明文件。接着，我便四处奔走，向各家银行索取报酬。在去各家银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里提着装满各种票证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抢劫我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票证，并且可以马上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在印尼发行的票证全都是“不记名证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论流通到谁的手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我愿意的话，我真可以带着那些证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达雅加达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尽管人人都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但是和雅加达比起来，我还是痛恨这座城市。在人人都爱去的“赛马”酒吧，我见过一帮自以为是的经纪人、银行家。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馈赠。他们在酒吧里夸夸其谈、旁若无人。他们异常自负——自负得毫无道理。相比之下，雅加达太美妙了：这里没有那种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应为他们卖命的前殖民主义者。这里的酒吧里只有玩弹子游戏、喝啤酒、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银行曾告诫过我，离开饭店时一定要他们的司机蒂罗开着有空调的车来接我。这样，我便不会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谋杀的危险了。但是，我却发现，在雅加达根本不存在这些危险。所以，我经常独自出去晃荡，就像我是在家乡沃特福一样。我常常在酒吧里玩一种叫做“胜者上”的弹子游戏，同那些和我一样技艺高超的当地人在凌晨三点时一决高下，同时也决不肯输给任何一个西方人。
　　在雅加达度过六个月后，巴林银行给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走进我们的地下工作室时，却看到了一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着小山似的票证，显然是太吃惊了。
　　“到底是派我们做什么来了，”她问，“难道是叫我们把它们都烧了吗？”
　　“我已经处理了一半了，”我告诉她说，“你真该看看我刚来时的情景。”
　　她名叫丽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长大，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丽莎却真的让我惊奇不已。
　　到一九九○年圣诞节，我们已将巴林银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万英镑。审计师们也认为，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不必受这些债务的影响。当时高达一亿英镑的负债记录也可以从电脑中删除了。克里斯托弗赫斯在获得同样成绩后无疑得到了一百万英镑的报酬，但我和丽莎并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们俩已经在热恋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伦敦。从此，我被视作期货与期权结算方面的专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终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一直低着头，我并不害怕别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问题。但是，在巴林银行的伦敦总部里没有人敢提出愚蠢的问题，以免当众出丑。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看似简单、愚蠢的问题恰恰是最难回答、最让人深感知识匮乏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视察巴林银行在欧洲和远东的业务（差旅费自然由巴林银行支付）。我陪着银行负责发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四处寻找巴林银行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到过法兰克福，建议在这座城市里设立办事处，以便打入正在成长的欧洲市场。我们也到过香港和马尼拉。下半年，我们抵达新加坡。
　　那时，巴林银行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开展多少业务，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拥有大约七十名员工，他们做着买卖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场调查、向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销售银行办公设备等工作，但他们不具备做期货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户要求买卖期货或期权，他们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员。这样，巴林银行便失去了一笔笔佣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在SIMEX里的位置，并配备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
　　在雅加达获得成功后，总部便承诺说可以在海外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托尼·狄克和我一直在讨论新加坡分行的情况，于是我便提出说我愿意到新加坡去开展业务。托尼向詹姆士·巴克斯谈了这件事——詹姆士是巴林银行南亚区经理，他也听说过我在雅加达获得的成功。
　　三月，托尼·狄克终于回来告诉我说，董事会认为新加坡分行确实需要我，而且，如果我不去新加坡，那里的业务将无法开展。他们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分行成立期货与期权交易部门，并且让它营运起来。我将出任总经理、招聘交易员及后勤人员，也将赚到很多的钱。听到这个消息，丽莎和我都非常兴奋。十天后，我们举行了婚礼。
　　我有点无所适从。大家都坐在我身后，随意地交谈。喧闹声突然沉寂下来，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她已经到了，这时，我的表弟约翰看见门口有人给他打手势，便俯下身开始弹奏风琴。我几乎听不见音乐，只站在那里，与观礼者一起静静地等待。大约在丽莎走到教堂中间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头，看见她正和亚历克一起走过来。她似乎不是在走路，而是轻轻地向我飘过来，她挽着亚历克的胳膊，双眼正视着前方。我几乎晕厥——丽莎太美了，我没有仔细观察她的礼服，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件象牙色的丝质华服，像一大片白云，拖着她缓缓向前飘动。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力场正向我靠近，将我一点点向后推动，我完全停止了呼吸，血液从大脑流出时，我才本能地做了个深呼吸。
　　丽莎在我身旁站住，透过她的面纱，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都微微有些受惊。对她的爱太深，所以我几乎不敢冲她笑一笑。她显得那么美，又有些苍白虚弱，就像一个磁娃娃似的。这时，和煦的阳光从我身后的窗户射进来，照在丽莎的脸上，她向我微微一笑，我看到了她红润的双颊。穿着象牙色礼服的丽莎手持一束颜色鲜艳的鸯尾花，头上也插着不少鸯尾花。我想，用红、黄等鲜亮的颜色来与其婚纱柔和的象牙白搭配，是丽莎的一贯风格。站在她身后是她的伴娘：她的妹妹娜廷我的妹妹沙莉以及瑞淇、妮娜（后面两位的年纪小一些）。她们都穿着饰有白色花边的绿色天鹅绒上衣和格呢裙装。
　　我们面对牧师。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丽莎，所以我没有听见他致欢迎辞，也不知道第一首赞美诗什么时候响了起来。因为正是封斋期，我们不能用鲜花来装点教堂，唱诗班的席位也空着。但是，早春的阳光照耀着丽莎，她手中和发束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溢满了整个教堂。
　　尔后，我们走出那小小的教堂，来到它那并不太高的诺曼塔边，和圣爱德蒙德王、殉道者们站在一起。风吹动女宾们的帽子，差点刮走亚历克的礼帽，大家都畅快地笑着，同时用手按住帽子，又扯住裙子，不让它被风吹起来，在给我们拍照的约翰打开他的不锈钢相机套（该相机套上有用来存放镜头的小孔），然后对准了我们，他在小孔中放了一些加伏特加酒的橘子果冻。
　　彩纸像云彩一样洒在我和丽莎的脸上。我看珀琪把她手提包中的彩纸发给每个人，同时高兴地笑着、叫着。最后，我们沿着砾石路走出教堂，经过墓地，到了一棵栗子树下。栗子树刚刚开了花，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锥形冰淇淋，在绿色的树叶之中随风起舞。我们停下脚步，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便坐上那辆老劳斯莱斯。这是辆非常豪华的轿车，后座用皮革制成，十分舒适。我和丽莎面朝车后玻璃窗坐着，看人们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挥手，看他们用手抓住帽子，看他们点燃香烟，看他们将婚礼上用的纸塞进手提包，看他们四下拍照，看他们跟着车跑上几步。最后，我们驶上马路，将他们留在了后面。司机是个大个子，胡子雪白，他说话很有海明威的风格。
　　“恭喜你们。”他说。之后，他再没说一句话。
　　我和丽莎看着对方，两只左手握在了一起，于是，两只新结婚戒指便在一起闪烁光芒。
　　“嗨！李森夫人！”
　　“嗨！感觉如何？”她笑道。
　　“到乡下兜风是个不错的结婚旅行方式。”
　　我俯身去吻她。我担心会碰坏她那精心梳理的头发。但是，接触到她的双唇时，我闻到了她头上的花香——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可以令人忘却一切。
　　“亚历克先来！”我们站在一起准备照相时，约翰叔叔大声说。大家都乐了。我看见女孩们搓着手，想让自己暖和一些。
　　丽莎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穿着薄薄的结婚礼服的她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女士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真是大惑不解。这和男士们穿礼服不同，因为我们总是穿着这种衣服，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婚礼；而新娘们结婚礼服一生只能穿一次。尽管它隆重得像参加舞会时穿的晚礼服，但新娘们穿着它，却总是非常自在。
　　经过草坪，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修建于乔治时代的饭店，来到舞厅。我原来想，一定要记住新婚之日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发现那是因为教堂里的仪式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挥之不去的缘故。即使是在和别人谈话时，我也在下意识地回想起教堂里的情景：我和丽莎肩并肩站在一起，度过了我们此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深爱参加婚礼的每个人，但我最钟爱丽莎。经过当众宣誓，我们俩从此确立了一个秘密而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旁人无法破除也无法理解。
　　亚历克与珀琪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的招待非常周到，非常出色。
　　“我是有失去女儿的感觉，”亚历克在致辞时承认，“但是，我也为她高兴，至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接着，他宣布了我和丽莎将去新加坡住上“半年到两年”的消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环顾四周，逐一看看我的亲人和好友们。我和丽莎会想念他们的。我们会回来的，但是我们彼此要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站起来致辞。可是刚刚开头，说了句“我和我妻子，”大家便拍起手来。丽莎确实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致辞完毕之后，亚历克的朋友约翰走到乐器旁边，弹唱起《电话诉衷肠》。我和丽莎滑入舞池时，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两曲下来，舞池里已挤满了人。我们一直跳到了凌晨。
　　唯一的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在艾力克张身上。他是我在巴林银行的同事，同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丈夫。
　　“今天过得高兴吗？”丽莎问他。
　　“比我自己结婚时还高兴。”他说。
　　他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他妻子索尼亚的耳朵里。索尼亚是个身材庞大的女子。听见丈夫的话后，她冲着他跑过来，并假装要挥拳揍他。不幸的是她没有把握好距离，结果她丈夫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轰”地一声倒了下去。后来，由两个人架着他，才把他弄到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驾车到维克多利亚，搭上了去威尼斯的东方快车。在威尼斯的西普里安尼饭店住了三天。在威尼斯，我们每天都愉快地徜徉在它的各条街巷、大小广场，欣赏那粉红色的房子与高耸的教堂。我们把硬币投进图片彩灯，看那或蓝或红的招贴广告画突然亮起来。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酒。然后在三月料峭的寒风中拥抱对方，等饭店的汽艇将我们从水路送回去。一周后，我们脱下冬装，飞往新加坡。

此情可待

第三章　抵达新加坡，建八八八八八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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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时，我立刻感受到了金钱的存在。在为巴林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逐步接近它；而只有在新加坡，我才突然有了这种感受。在过去的六年里，我在不同的银行里做着相同的事情；在后勤部门不停地数着纸币，不断地找出别人的问题。现在，我终于可以走出办公室，在交易大厅直接和钱打交道了——我觉得它就悬挂在我的面前，等着我去把它拿下来。尽管我看不见它，它仍然身价很高。
　　看着那些身穿红夹克的交易员们忙忙碌碌的样子，我联想到了电闪雷鸣的暴风雨。空中有着无数道闪电，我只要给出正确的信号，就会像一个铜质的导体一样被闪电击中。
　　“有什么事吗？”我问弗南多。弗南多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天才，负责大阪的日经指数。他说话速度太快，我手下的新加坡籍职员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话。
　　“没什么事。”
　　“这里太平静了，没人做交易。”
　　我们边等边看。面前的萤幕上几乎没什么动静。萤幕上的绿色数字偶尔也微微跳动，但数值却没什么改变。市场的走向变化无常，我至多能预测三秒钟内的变化。乔治，我上任后招聘的第一位交易员，打出了一万八千五百九十的手势。我必须仔细观察他的手势。我的工作组织刚刚形成不久，我正在熟悉那些疯狂的手势。和赌马的人一样，我们用手势来表示价格。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九月的期货合同。和道琼斯指数上样，日经指数的测算是以相关股票价格的浮动为基础的。透过期货合同这种方式，你只需付上一小笔保险费，便可以以一定价格在将来买进或卖出有关的股票。合同的到期日往往有四种：三月末、六月末、九月末或十二月末。由于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又由于人们对日经股票指数的市场表现有不同的看法，其价值可以有很大幅度的波动。期货合同与日经指数的走向基本相同，但由于有时间差与期货市场的财务杠杆作用的影响，期货往往要比指数本身更加变化无常。
　　“五百九十，有小额交易。”我告诉弗南多。
　　“六百，交易仍然清淡。”
　　其实，我并没有直接做任何有关交易的决定。我只是在这里执行弗南多从大贩发出的指令。我们已经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设立分部，但我却没有获得自己参与交易的授权，我只是弗南多的指令执行者。我透过电话接到他的指令，然后打手势把指令告诉乔治，然后再告诉弗南多我们是否已执行指令。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简单。我们是在套做：弗南多密切关注大阪的期货合同，我则每过两秒钟就告诉他一次新加坡市场上的情况。有时候，当地的某位交易员可能在某一市场上买进，又无力同时在另一市场上交易，这样，他就会使SIMEX的市场价格上升，从而使大阪与新加坡的期货出现一个持续几秒钟的价格差。
　　“情况如何？他们是多头吗？”
　　“我肯定他们是多头。他们整天都在试图卖出。”
　　乔治打了一万八千五百八十的手势。这和萤幕上显示的大阪的指数一万八千六百不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秒钟。
　　“这儿的价格是五百八十，”我告诉弗南多，“有一个客户想大批卖出。他马上就来，我是否该告诉他最新历史低价？”
　　许多交易员都给自己制定了日收益或日损失的上限。如果市场价格已与他入市价格相差甚远，譬如他认购的价格为一万八千七百，而市场价格已跌至一万八千六百的话，便达到了他规定的限额，他便不得不抛出，以减少损失，这叫“限价补进或卖出”。透过向某个客户报告最新历史低价，我将为市场提供一个新价格，从而使市场有所变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会下跌。我要查看市场情况，看是否能找出这样一个卖方，因为一旦我的报价下打上交易大厅里的萤幕，整个市场上的人都会看见它。这样，很可能会促成一笔交易。
　　“你应该找出这样的卖方，”弗南多回答说，“让他尽量卖出更多的期货。准备买进。”
　　“多少？”
　　“二百最好。现在……就买。”
　　我向乔治打出表示价格为五百八十的手势，然后将两个手指头向我身体的这一方向移动（这表示二百），同时把掌心对着自己（表示买进）。我弹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提醒乔治特别注意价格。
　　乔治转过身，伸开双臂，开始朝交易场地喊话。我听见他说了一遍，紧接着就有许多交易员围过来，跟他谈交易。很明显，他跟其中一位达成了协议。他进进出出了几次，然后转过身来朝我点了点头。在交易单上记下这笔交易后，他又开始等待。
　　“办妥了，”我告诉弗南多，“我们五百八十的价格买进了二百。”
　　“尼克，我已以五百九十买进。”
　　我们同时在新加坡买进，在大阪卖出同样数目的期货，盈利一万六千英镑。其风险在于我们必须在市场价格上涨前的二点五秒钟内做完这笔交易。我抬眼再看乔治时，他已经在打表示五百九十的手势了。跟大贩比起来，SIMEX这个市场要小得多。所以，只有资格在sIMEX交易的新加坡交易员常常能将sIMEX的日经指数改变，而同样的期货在大阪的价格就很可能不同。sIMEX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这里只有真正的买卖双方，每一笔交易都透过喊话来完成。而大阪市场上的报价与投标都是显示在萤幕上的，其运作方法与sIMEX很不相同。显示在萤幕上的各种报价与投标可能会影响到交易员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而在SIMEX市场上，人们看不到市场走向的外在表现。在sIMEX市场上，人们可以在萤幕上看到大阪的市场价格，却看不到其成交量。因此，用萤幕显示大阪的价格，便可以制造出一种市场价格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假象，然后，我便可以在SIMEX和真正的买方或卖方以似乎对他们有利的价格做成交易。比方说，现在sIMEX市场价格五百六十点，我会要求以六百点、五百九十点和五百八十点分别抛出一千份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买进。透过这种方式，人们会得到这种暗示：市场价格不会攀升，因为在日本市场上，有许多期货等待售出。于是，人们就会抛出手上的期货，我也跟着他们抛售。等市场价格下跌之后，我再以低价买进。这样，我便获得了一些收益。这是一种耗费体力的活动。如果巴林银行的交易额足够大的话，我们便可以驱动整个市常透过同时了解两个市场的情况，我们可以自由地投入或退出市场。—只要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现在才只是上午八点五十五分。
　　从技巧上讲，套做期货期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唯一的风险是：我们能否在几秒钟之内，顺利地将弗南多的意思由我传达给乔治，再由乔治来完成这笔交易。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在我们之前做成同样的事情。否则，市场就会朝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会被“套牢”，这样，我们就必须以一个不大合适的价格成交，这会造成收益方面的减少，甚至会导致一定的亏损。用这种方式做交易还真不错，所需的收益保证金也很少。你只需在某件事上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也许一天，也许一个上午——你便可以赚取一笔财富。一般说来，做这种交易必须当机立断，因为夜长梦多：一夜之间，可能有总统被暗杀、橘子收成因冰雹而削减或者火山爆发等等。很少有交易员能保证一夜之内其财务状况不会改变——他们的收益可能是巨额的，亏损的时候数字也会同样庞大。一旦市场的波动在某一天之内达到一千点，很多人都会因此破产。当然，也有像华伦·布菲特这样完全从事长远投资的大投资商，资金经理们也总在研究十年为期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更多的投资商例如乔治·索罗斯更愿意在两三天内立即看到其投资的结果：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很快得到收益。如果你是交易员的话，这些钱都可以变成你的奖金。由自己的决定何时买进或卖出的交易叫“自主交易”。我曾想涉足“自主交易”，但是在新加坡的第一年，我对做远在日本的弗南多及近在新加坡的客户们的指令执行人已感到满足，透过为客户服务，我们赚到了不少佣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交易达到平衡，必须保证巴林银行不会有任何风险。但是，在新加坡，我们又还没有获得启动大笔资金来冒险的批准。这些事情足以让人昼夜难眠、殚精竭力。但是，我却极想在这方面一试身手。
　　我聘请了几位帮手。我让乔治·塞欧与马士兰·图拉迪这两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大厅工作，请艾力克·张帮我接电话，还雇用了力塞尔·孙与诺哈斯林·达哈森在办公室负责清算工作。因为我当时还没参加资格考试，所以还不能亲自到sIMEX交易大厅去做交易。但我是这个小小工作组织的总负责人，我深信会成为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二年度，客户开始逐步增加。我初到新加坡时，SIMEX还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日成交量只为三千次。多数与日经指数打交道的交易员都在大阪做交易，因为在大阪，他们可以大笔买进，大笔卖出。一九九二年夏天，正当我的工作组织刚刚步入正轨时，商业界里风云突变，大阪市场开始对期货期权交易员实行一些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这些交易员在做交易时必须缴纳比以前高得多的保证金，其利息归大阪当局拥有。同时还对最低佣金做了明确规定。大阪当局是明显的判断失误：几周之内，许多交易员纷纷将交易转移到新加坡。
　　很快，我的电话便从上午八点市场开盘到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铃响一直响个不停。日成交量也从三千次急剧上升到二万次。我便一直不断地接收着弗南多的指令，把指令传达给乔治或马士兰，紧接着又接下一个电话。下午二点十五分之后，是清理一天的工作成果的时间。在每个工作日的这个时候，我都从SIMEX出发，穿过广场，步行到二百码之外的海洋大厦去——巴林银行的办公室设在该大厦中。然后便开始查看所有的单据，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没有纰漏。我往往要工作到次日凌晨。这里的情况混乱得和当年的雅加达如出一辙，但我相信自己能够应付。要做的事情只是静下心来，埋头做分类整理的工作。当年在摩根斯坦利银行接受的培训，使我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深诸期货期权交易之道的人员之一。我清楚期货期权交易该如何清算，也了解客户的买进或卖出在不同的市场表现中意味着多少钱的出出进进。
　　无论做什么交易，错误都在所难免：有人会把手势看错，从而使买进合同的份数不对；有人会在错误的价位购进合同；有人可能不够谨慎；有人可能在本该购买九月的期货时买进了三月的期货；还可能有人将“卖出”的手热错看成“买进”。一旦失误，银行就只有蒙受损失，在充分信任银行的基础上，客户买进或卖出之后，会在成交价格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交易。
　　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就必须设法妥善处理错误。如果错误无法挽回，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把该项错误转入电脑中一个被称作“错误帐户”的帐户中。由于该错误而引人的损失——有时候也可以是收益——就会抵消公司全部收益的一部分。
　　刚开始在新加坡做交易时，我们有一个“错误帐户”，其帐号为九九九○五。我们将所有的错误都记录下来，然后将它发往伦敦；某一天，我接到了对巴林银行清算工作全面负责的乔丹·鲍塞的电话。
　　“你们能不能再设计一个‘错误帐户’，记录那些较小的错误？那些小错你可以在新加坡自行处理。我们不想让那么多小错误麻烦我们，你们一天居然有五十个错误，这需要一百个分录来改正。审计师们要向你们提问了。”
　　我放下电话，去找力塞尔。
　　“你能不能建立另一个档案？”我问她，“我们要再开一个‘错误帐户’。”
　　“当然可以，”她清除电脑萤幕，键入一些命令，“可以了。
　　你想要什么帐号？”
　　“你们的吉祥数字是多少？”我问道。
　　“八，”她说，“在中国文化里，八是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帐号必须由几个数字组成？”
　　“五个。”
　　“那这样吧，”我笑道，“我们用一个最吉祥的帐号吧：八八八八八。”
　　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就这样诞生了。
　　时隔几周，伦敦方面又来电话了。
　　“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乔丹说，“把所有的错误都直接报告给我们。我们现在的新电脑能处理这种错误帐户。顺便问问你：你们的错误怎么这么多？”
　　“看看这儿的交易场地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他说，“这里看起来很乱，但是经营状况良好。”
　　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刚建立起来就搁置不用了，但它并没有被删除。它仍作为一个真正的错误帐目存在于电脑之中。
　　几个月后，我想起了它，并把它从电脑中调了出来。
　　那天是七月十六日，星期五，大家都想离开办公室。我们已经接受了海外联合（金银期货）银行（OUB）的邀请，要去“硬石”咖啡厅聚餐。我们大向往冰凉啤酒了。sIMEX的空调系统已瘫痪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个人都早已把领带拉松了。大家都大汗淋漓，而电话却一直响个不停。那些天我格外忙碌，因为我新近聘请了金姆·王小姐来给我和艾力克帮忙，我应该时时提醒她。但是，由于忙于给乔治或马士兰打手势，我几乎无暇顾及她。好在她似乎应付得不错。
　　二点十五分收盘铃响了，周围一片欢腾。这天市场价格上扬了四百点，我们的工作相当出色，也赚了不少佣金。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交易场地了。回到办公室，我又得面对成堆的交易单据。到晚上六点时，我已完成了一半的清理工作。这时，我被弄糊涂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张求购二十份合同的单据找不到对应的成交凭证呢？这要真是一个错误的话，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我看了看签名：是金姆·王。
　　我又把所有的单据都重新点了一遍。到八点时，我已能够确认：金姆·王确实铸下了一个大错。客户要求购进二十份合同。她却卖出了二十份。而该客户一定认为他已经买到了那二十份合同，我们必须让他得到那二十份合同。由于整个下午市场都呈上扬态势，巴林银行抛出合同的价格已低于全天的市场平均水准。事实上，我计算了一下，如果要改正金姆王的错误，让该客户得到二十份合的话，我们必须买回四十份合同——这意味着二万英镑的损失。
　　我把头埋在手掌中，心里暗骂那该死的蠢猪。她到底怎么搞的？我靠在椅背上，环顾空荡荡的办公室，还有那些黑色转椅。回想当天SIMEx交易大厅中的情景，那真是乱得像个疯人院似的。人们都忘了自己在做什么了吧。我发誓这都是西蒙·琼斯和迈克·吉利安的错——那两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不允许我聘用任何有丰富经验的人。他们只知道压缩开支，这样他们的奖金自然多一些。西蒙·琼斯以年薪四千英镑的条件雇用了这个女孩。这真恶心，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提高短期收益和他自己的奖金。
　　我离开办公室，带着那张单据去找西蒙·琼斯。他在办公室里，正准备出去。
　　“西蒙，”我靠在门框上，说：“今天我们出了一个大漏子。
　　新来的那个女孩让我们有了四十份合同的损失。这个数字太大，时间也太晚了，我们已无法打电话纠正这个错误。”
　　“损失多大？”西蒙把一些文件收进公事包，准备走。
　　“以收盘价计算，损失为二万英镑。”
　　“炒那蠢货的就鱼，”他“啪”地一声合上公事包，说：“她再也别想在SIMEX中工作了。”
　　“也不全怪她，那儿乱透了。”我说，希望能让他放过金姆。
　　“那儿是很忙，这个我知道，”西蒙的口气有些改变，“但是我马上要搭飞机离开。你为什么不给贝利斯写封信，深谈这件事呢？”
　　“好吧。”我转身从他身边走开了。
　　到达“硬石”咖啡厅时，我感到心里有股无名之火在燃烧。
　　我被要求做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我要用有限的、毫无相关经验的人手来做大笔大笔的交易，而这仅仅是因为巴林银行太吝啬，不愿高薪聘请真正的行家、高手。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付给职员的年薪是可怜的四千英镑而不是四千五百或五千英镑，我们才遭受了二万英镑的损失。而这损失很可能在几秒钟内就弥补了，如果下星期一的开盘价高于今天的收盘价的话。
　　我并没有得到处理一晚上的财务状况的授权——更别提一个周末了。
　　我走进餐馆，想找到金姆，告诉她她被除名后，我便可以去一醉方休。但是等我挤进大厅时，几乎和一个娇小的女孩撞个满怀，那姑娘正朝我急冲冲地挤过来，满脸是泪。她低着头，哭得很伤心，几乎看不见眼前的东西。那正是金姆。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尼克，那笔交易的事，我真的非常抱歉。”她说，“我只是脑袋发昏，被那些事情搞糊涂了。”
　　“没关系。”我对她说。刚才我还想冲着她大喊大叫一番呢。想到此，我感到羞愧。“是人都会犯错误。有时候，我的错误比这还严重呢。我会把它记入错误帐户，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意了。他们不会看这条记录的。”
　　“我很抱歉。”她又哽咽着说，“其他人都玩得很开心，我却一直在等你。现在，我要回家了。”
　　她跑出门去了。我朝巴林银行的职员们看去：他们果然玩得很开心。有五、六人在桌子上跳舞，大家都在唱那首《祸中有福》：“我说，嗨，嗨，嗨，你，你，祸中有福！”
　　丽莎和乔治坐在一起，我松了松领带，走了过去。
　　“来杯啤酒吧？”乔治嚷道。
　　我端起一杯加冰的“虎”牌啤酒，将它一饮而荆“你碰见金姆了吗？”乔治问，“她刚才在找你。”
　　“她找到我了。”
　　“嗨，亲爱的。”丽莎走到我身边，亲了亲我，问道：“一切正常吧？”
　　“一切正常。”我又端起了一杯啤酒。
　　音乐变了。
　　“嘿，否极泰来！”在桌上跳舞的那帮人朝着天花板大声吼道。接着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声音和阵阵笑声。
　　我叫了一份汉堡，又想起了金姆·王。此时，她正坐公共汽车回家。她和父母一起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对她来说，要在sIMEX再找一份工作绝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在巴林银行才工作一周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由于是和父母同住，她还必须给父母一部份钱——尽管她的年薪不过四千英镑。她当然不会在“硬石”咖啡厅待一晚上，否则，那会花去她整整五十英镑。
　　金姆·王第二天上午没来上班。电话铃又响个不停，我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给安德鲁·贝利斯写信。巴林银行仍然缺少四十份合同。日经指数倒是还维持着当日收盘价的水准。损失也还是二万英镑。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下午收盘后，我去找力塞尔·孙。
　　“我想把这个错误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可以。”她清除电脑萤幕，调出该文件。“是个什么样的交易？”
　　“二十份三月到期的日经期货。”
　　“好吧。”她笑着对我说，“没问题。”
　　这样，我便为客户——富士银行——虚构了一笔他们买进二十份合同的交易。为了做得天衣无缝，我在当日的交易记录表上做了个记号，表明已按他们要求的价格买进。这样，这笔虚拟出来的交易便会按正常的程序存入电脑；以后力塞尔孙做报表时，它也会与当日的交易记录吻合。但是，如果我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话，还是会有问题暴露出来的，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做那笔交易输入电脑。我还必须对金姆实际售出的那二十份合同进行处理——这也好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了。
　　金姆犯错误导致的结果是富士银行卖出了二十份日经合同，我的补救措施的结果是历史被改写——富士银行现在已按其要求的价格买进二十份合同；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中已记入一份以相同价格卖出的合同数目相同的虚构中的交易，同时也记入金姆实际做成的那笔交易。因此，富士银行卖出二十份合同的记录被改成了买进二十份合同的记录，八八八八八帐户则记入了四十份合同的差异，即巴林银行缺少了四十份合同。sIMEX是无法知道我的篡改行为的，因为原始的交易已被写入八八八八八帐户，而篡改后的帐面与他们的记录是吻合的。另外，由于虚构的买进，卖出二十分合同的交易在价格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价格差异，所以它们更可以互相抵消。我只须将四十份合同存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便可以弄清这个错误带来的损失在最开始时到底是多少了。
　　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我得到了一点时间来考虑如何对它作进一步的处理。但是，我感到我可以用来考虑的时间还是太少了。周末，金姆告诉我说她胜任不了sIMEX的工作时，这种感觉更加深刻。
　　“好埃”我再次诅咒她说，“我真不该掩盖那四十份合同的事。我们开除她不就结了。”
　　“你跟我一样留不住人嘛。”西蒙·琼斯听说金姆离开了，他便跟我开玩笑，“他们都受不了这儿的快节奏。”
　　他对这种事完全不以为意。去年一年，他换了差不多半打秘书。
　　“你把那家客户的事处理好了吧？”
　　“对。”谈话到此为止。
　　西蒙·琼斯并不想了解具体的情况。在证券股票方面，也经常出现类似的错误，所以他对记录虚构交易非常了解，他自己也干过这种事。承认错误不是良策，因为这意味着要为客户以更高的价格买进股票，然后偿付给客户现金，因为客户已直接将买卖清单输入了电脑，并依据清单上的价格计算税额，而且其证券财产目录也会反映出该价格。所以，如果你以不同的价格为客户购买一份合同的话，上述所有算定的数据都会失效，同时会影响到客户的套做交易——客户可能以其要求我们代做的价格做成了相反的交易。此外，跑到客户的代理处去承认自己愚蠢的错误，也不是老道的交易员所为。因此，在出错之后，交易员往往用虚构交易的办法作为补救措施，将问题化解在内部，这在交易员当中几乎也成惯例。
　

此情可待

　我集中思考，考虑如何才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把它报告给伦敦的错误帐户？这个错误太大了。而且，时机已过，我的动作太慢了。太可怕了，金姆的错误已变成我每日为之头痛的问题。如果我是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发现这个错误的话，或许我还来得及和西蒙·琼斯仔细商谈此事，或许给日本方面打电话，看他们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或许坦率将它报告给总部。但是，我对谁都没说，我隐瞒了这件事。
　　在做期货交易时，人们每天都必须支付给sIMEX数量不等的现金，如果交易失败的话，这笔现金称做“差异保证金”。每天，SIMEX都要做每个交易员或客户买进或卖出多少期货的流水帐，一旦市价朝某个交易员不利的方向变动，那么sIMEX就会向他收取一笔现金，然后再将它转交给对应的交易员。反之，如果市价朝某个交易员有利的方向变动，那么，他也可以透过SIMEX得到一笔现金。SIMEX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金融机构，它将买卖双方对应起来，然后使金钱每天在这个交易员中间流通一次。
　　每日收取一次现金的目的在于避免由于某些交易员拒绝履行契约责任而引起的市场问题或引起的对其他交易员的影响，期货、期权市场变幻无常，如果在到期时不能保证付款的话，那么市场上的输家就会因负债过重，无力偿还而破产。这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所有交易员的破产，而透过每日收取保证金，SIMEX则可让市场上的每个交易员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一旦差异保证金过多，交易员就不得不减少头寸。
　　为确保巴林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支付每日的保证金，也由于在市场变化特别险恶的情况下，SIMEX可能每半天就收取一次保证金，我们一直在开办储蓄业务。
　　金姆的错误导致的二万英镑的损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然而，三天后，由于价格上扬二百点，它便猛增到六万英镑。我必须采取措施来减少损失了。我买进了二十份合同，将金姆卖出的二十份抵消，这样报表上的收支便成为零。这使损失减少三万英镑。
　　六万英镑不是个小数字。实际上，它是太大了，以致于我不敢将它告诉西蒙·琼斯。现在，我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一周以来一直将此事秘而不宣呢？所以，我只好将损失六万英镑的事掩藏起来，将它转入八八八八八帐户。如果我将它告诉了西蒙·琼斯的话，他一定会解雇所有正为巴林银行效力的交易员，他甚至会禁止我去交易场地。而金姆犯下这个错误时，我主持的期货期权交易业务刚刚开始蒸蒸日上。所以如果西蒙·琼斯因这次损失而向我发难、让我重返清算部门，那对我而言是不堪忍受的。况且，那根本不是我的错。
　　我几乎无暇去想我所做的一切终究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一种解决棘手的问题的方便之道。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大卫·摩斯欧，他在第一大洲交易所（FCT）工作。
　　“我这里有十份合同无法结算。”他说，“乔治发誓说我让他买进，但实际上我说的是卖出。”
　　“那我们看看录影带吧。”我建议说。
　　“录影机上什么都显示不出来。”他说，“我们已经试过了。”
　　“那我们买进五份，卖出五份吧。”这是标准的解决方法。
　　“好吧。”他表示同意。
　　现在，我又有五份合同需要在别处结算了。我给乔治打通了电话，让他四处问问，看是否有人愿意买进五份。严格说来，我们是不准在SIMEX市场收盘之后再做交易的，但大家为了能够平衡，往往在下午收盘后进行交易。当时，金姆的错误给我带来的麻烦在于四十份合同的数字太大，无法隐瞒。而且，我发现有错时，时间已经太晚——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利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是个极有用的尝试——它为我争取了不少时间。而我当时担心的是那四十份合同，是如何尽力帮助苏柯将它们处理好（苏柯是巴林银行东京分行证券部负责业主交易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期货经纪人。她是马来西亚人）。关键的问题是：苏柯是业主交易员，她经手的都是数额巨大的日经期货合同。我做成的所有交易都要存入她在东京的帐户。一旦这些交易的记录失衡，她就会重新检查，就会削减头寸。那是我滑向深渊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即到一九九二年底为止，我已将三十次差错记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这确实糟糕，但也还不致于是灾难性的。我向伦敦报告了某些错误，但那些可能给我新招聘的雇员们带来麻烦的数量较大的错误都被我转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那不是我们这些雇员的钱，也不是客户的钱，那是巴林银行的钱，但每个银行都有错误帐户，只是巴林银行有了两个这样的帐户。在月底检查打字槁以备巴林银行帐户部仔细审阅时，我解决了所有的开口头寸，将八八八八八帐户做了日记帐分录，使其收支差重新变为零。我将自己唯一的收入——我赚来的佣金垫了进去。这可能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其实现的条件是损失额不能大于我的收入。我明白，一旦内部审计员问起来，或者损失增加，我就必须另想方法来掩盖它们。
　　我在闹钟刚要响起来时醒来了。我本能地伸手将闹钟顶部的按钮按下去，这样，它就不会吵醒丽莎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澡。我一向酷爱泡澡。我仰面朝天地躺在浴缸里，用脚趾上上下下地拨弄着热水，直到丽莎进来，告诉我该走了。新加坡的黄昏和黎明都是转瞬而逝。我醒来时天还是黑漆漆的，走出浴室天已经大亮了。我觉得有点怪怪的——走进浴室时还是黑夜，而出来时已经是白昼了，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黎明。
　　我们离开公寓时，沙发上刚刚坐过的地方还皱皱的。我们坐在那儿看过录影带。我把垃圾袋拎了出去，还有那些沾了善前酱的比萨包装盒。
　　丽莎把我送到海外联合银行（OUB）大厦底层。那是交易员们平时聚会的地方。我到时他们正站在那里，身着长袖衬衫和长裤。但是，在新加坡，没有人穿西装外套。离开新加坡回国时，人们往往已累积了六件质朴的夹克、六件磨得发亮的长裤了。我看见丹尼，给他买了杯咖啡。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市场很坚稳。你看看昨天的美国指数和昨晚的道琼斯指数就知道了。”
　　“而且，日元价值也在下跌。”
　　“通货膨胀的情况如何？”
　　我们这些人总爱讨论诸如此类的话题，仿佛我们知道市场情况，有什么招术似的。其实我们俩都清楚自己一旦进入市场，也是喊破喉咙，抢在二秒钟内做成交易一再过一秒钟，我们便又会改变主意了。
　　“这样吧。”丹尼将咖啡从左手传到右手中，说道：“跟你赌一百美元，我赌市场价格会继续上扬。”
　　“赌就赌。”我说，“你肯定会在最后一小时败下阵来。”
　　我大口喝下柳橙汁和咖啡，和丹尼乘电梯来到交易场地。
　　一百美元的赌注在我们眼里似乎比每天要买进或卖出的数百万美元都要重要。我那件黄蓝两色的条纹夹克正挂在椅背上，翻领上别着通行证（写有姓名起首字母的徽章）。我的通行证上用的是丽莎姓名的起首字母：LJS。每个交易商都用三个字母，而他们也往往根据这几个字母给别人想出五花八门的绰号，有个女孩用的是BJS，结果几个月之后，人人都叫她“吹牛大王”（BLOW JOB SPECIAL1ST）。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她只好改用其他的字母给合。我自己也是在几个月后找个机会灌醉了乔治，从他嘴里套出了别人叫我的方式。
　　“再清楚不过了。”他醉醺醺地说，“LJS代表LOANCHYOU（卵球）”。
　　我仔细推敲了一会儿。
　　“那J和3到哪儿去了呢？”
　　“什么J和S”乔治似乎大惑不解。
　　“中间的J和结尾的s呀。别忘了，我用的是LJS。”
　　“我们根本没有去想后面的两个字母。”乔治笑道，“那已经够了：小卵球一sMALL DICK。”
　　“但是，这儿有三个字母你们却只取其一，这太不像取浑名了。”
　　“别那么学究好不好。”他说，“它就是你的浑名。你越争辩，越摆脱不了。”
　　所以我就成了“小卵球一SMALL DICK”。
　　乔治和马士兰分别选用的是GSE和AD1。显然，他们慎重考虑过，所以也就免去了绰号的困扰，因为谁也造不出有意思的浑名。我朋友丹尼用的是VIZ，但是人们却普遍称之“气泡”（BUBBLE），因为他是希腊人一BUBBLE ANDSOUEAK，或者称之为“3D”—3D代表DANNY DON’TDRINK（丹尼不喝酒），这正好与事实巧合。沙力福丁的名字要长得多，他的全名是沙力福丁宾珀基曼。他的通行证上干脆就用了DIN。因为他觉得，他那长长的名字已在他周围创造了足够多的噪音了，但我们都叫他“肥仔”。他果然不负众望——一九九二年初他进sIMEX工作时，体重仅为四十三公斤，一年后他已重达七十多公斤了。
　　我走进我们在SIMEX的工作间站在电话旁边。电话静静地待了几秒钟。我抬眼朝交易场地望去：那些执行委托的人都穿着红色的夹克。在中国，红色是大吉大利的颜色，所以这里几乎所有的夹克都是红色的。只有那些大个子西方人——英国人或美国人才敢穿其他颜色。这时，第一块信号板亮了，我拿起了电话。
　　上午十点左右，我正给“肥仔”打“卖出”的手势时，电话外线响了起来，这事可有点不同凡响。更为不平凡的是打电话人的自我介绍。“我是田安穗，我想知道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
　　田安穗是sIMEX的总裁，他请你帮忙时，你一定会帮的。
　　“很高兴能为您效劳。”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同时，我看见“肥仔”正在交易大厅中拼命地打手势。很明显，他是和另一位交易员吵起来了。一时间，我怀疑田安穗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利用八八八八八帐户所作的非法行为了。
　　“SIMEX的一位老客户想跟你谈谈。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的。如果他打电话时，你能好好接待他，我将十分感谢。”
　　我这时还真摸不清他的意图。
　　“那当然。”我答应道。
　　“他叫菲利浦·波尼弗伊。他住在拉夫尔斯饭店。”
　　十分钟后，外线又响了。
　　“是李森先生吗？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帮帮我？我叫菲利浦·波尼弗伊。”
　　“我一定尽力。”
　　“你能不能过来喝杯茶？四点怎么样？”
　　菲利浦·波尼弗伊说完这句话后就竟自挂了电话。
　　我静静地站着，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线又响了。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拿起话筒。今天的外线电话已经够多了。
　　“晦！”原来是丽莎。他问：“今晚我们干啥？”
　　我们说好了一起出去吃饭。之后，我离开交易场地，截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拉夫尔斯饭店。我在大厅挂了个电话，按要求来到二楼，然后敲响木漆的房门。菲利浦·波尼弗伊比我想像的要年轻一些。浑身上下干净利落，身着蓝色西装，“牛津”牌皮鞋，“HERMES”领带。客房里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某一边的桌上放着一只手提箱。波尼弗伊正用行动电话与人通话。
　　他示意我坐下，指了指茶几上的点心，又认真地听起了电话。
　　大约三十秒钟后，他说：“好吧。”然后，关了电话。
　　“李森先生，”他握着我的手，说：“人们建议我找你帮我的忙。”
　　“但愿我能帮上忙。”
　　“我在sIMEX有很多生意。”他一口气说下去，“相当可观的买卖。除乔治·索罗斯外，我在日经期货方面的买卖没有谁能比得上。有时候我可以在一个交易日内做五千份合同的交易。”
　　一个交易日内五千份合同！那真是个庞大的数字。那意味着每月近十万美元的佣金。
　　“巴林银行能做这么大的买卖吗？”
　　“你希望透过我们进行结算吗？”
　　“不，FIMAT为我作结算。”
　　FIMAT是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在新加坡的经纪部。我用小汤匙搅了搅茶水，想一想有什么还需要问的问题。
　　“请问您在哪儿任职？”
　　“我在欧洲信托金融公司工作。该公司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
　　这些便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消息。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菲利浦送我到门口时说。
　　饭店的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闭时，我才意识到我那杯茶根本没喝一口。我想，菲利浦·波尼弗伊到底是自己把它倒进水池呢，还是等服务员来收拾它。
　　我给迈克·吉利安打了个电话（迈克在东京分行任职，是巴林银行全球证券、期货、期权销售部经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大客户。
　　“好极了。”他说，声音里含着一丝气恼，因为他没被田安穗选作联系人，“你们可以拿更多的奖金了。”
　　可以听出来，他感到很痛苦。我可以想像得出他听电话时的样子。迈克的脸瘦瘦的，脸上有块肌肉是突出来的——那是一次骑自行车出事的结果。我从不信任迈克——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十分卖力，但他同时也是个爱在背后给人使坏的人。每次和他打交道，我都非常谨慎。尤其是得知他曾极力将我的业务经费压到最低水准之后。
　　“那好像是家叫做‘欧洲信托金融’的公司。”我说话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设在巴哈马群岛。”
　　“好地方。”迈克若有所思地说，“一直设在那儿吗？”
　　“不是。”
　　“超级潜水运动……”
　　“我们是不是对他们作例行的检查？”我终于切入了正题，“查一查他们的信用等级？”
　　“这事交给我办吧。”他说。
　　两周后，我被告知欧洲信托金融公司完全适合做巴林银行的客户。
　　某天上午，我正忙于为富士银行买进时，电话响了。
　　“我是波尼弗伊。”他平静地说，“我希望能买进四千份合同。”
　　四千！SIMEX平均日成交量仅为二千。四千可真是个庞大的数字。
　　“好的。”我表示同意，“我们会在大阪和这里同时做这个交易的。市场价格现在为三百五十，但是可能会马上变动。”
　　“尽量在低于四百时买进。然后再看情况。”
　　我给乔治打了个手势，让他过来。
　　“我们要买进四千份六月到期的合同。”
　　“四千！我的天！”
　　“今天的流动性怎么样？”
　　“紧极了。你要是抛出五百份，市场马上就会变动。”
　　“艾力克，还有其他要求抛出的交易员吗？”
　　“有好几百。”
　　我思考了一会儿。市场马上就又上涨了一些。
　　“好吧。我们就卖出这些合同来止住上扬的势头。一旦奏效，马上又买回来。我让大阪方面买进一千，你在这儿买进一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早些时候的买主会来抛出他们的期货，我们早些动手的话，他们会到快收盘时再完全抛出，这时两方面可再分别购进一千份。”
　　乔治返回交易场地，稍稍等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挥开双臂，演戏似地报出二百份。他又叫又跳地闹了好长时间。老天，他的样子就像他正看见世界末日来临似的。穿红夹克的人围着他，购买并不踊跃，于是市场价格便越降越低。乔治招呼着大家，仿佛他卖的是一钱不值的臭狗屁似的。市场上的人都必须判断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卖主。过了一会儿，终于有几位交易员们开始相信，他是有大笔期货等待卖出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交易员拿定主意，纷纷赶在乔治之前将期货售出。交易大厅里喧哗声又高了起来。乔治的表演十分出色。人们已经不再注意他了。他显得那么绝望，不断地向我打手势，通知我当时的市场价格。价格已从四百点跌到了三百点。我朝距乔治几码远的马士兰点点头。马士兰便开始买进，而乔治仍然作势要卖出。自然，乔治卖得很不顺手。到马士兰已购入五百份时，乔治也转而收购那些受他的影响而要求卖出的交易员的期货。等他们又购入五百份时，市场价格已逐渐回升到了四百点。我又购买了一些合同，这时，喧闹声更大了。乔治又买进了几份之后，昂首阔步地回到我身边。大阪方面的收购比较成功，那边的价格比较稳定。
　　“我们已购进了一千五百份。没人发觉我们的意图，我们在五百点时，像一架偷袭的轰炸机一样，又突然抛出。那时候，市场的表现真是太可笑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已成功地购进了三千五百份。现在，大家都明白我们是个大买主了。SIMEX的流动性很低，那是因为许多新加坡交易员都用自己的帐户进行交易的缘故，而且，对他们的限额是相当低的。无论是做五份还是十份的交易，一旦失手，那都是切肤之痛。如果乔治和他们纠缠太久的话，那很可能使市场上其它的交易员警觉起来，从而发现他的真正目的。不过，今天一切顺利，因为他是那么卖力地兜售，使大家都相信他真的是要卖出，他和马上兰都买了一部分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大额合同。
　　我给波尼弗伊打通了电话，努力控制自己高兴的心情，“我们已买进了四千，平均价格为三百七十点。”
　　“干得不错。”真奇怪，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兴趣。
　　我挂下电话，朝空中打了一拳。
　　“我操！我们一下赚了八千美元的佣金。”
　　菲利浦·波尼弗伊从此让我们忙个不停。他是sIMEX市场上当然的最大交易商，他做成的交易额都是数字惊人的。
　　但是，有件事很怪，那就是他对交易的盈损似乎漠不关心。在盈利的时候，我看不到他有任何满意的表示，亏损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失望或生气。对其他客户，我都清楚他们的哀乐之源。
　　但是，从替他做第一笔交易开始，波尼弗伊就一直是个谜。
　　乔治的情况不太妙。他面前的桌上摆满了空的啤酒瓶，桌上的烟灰缸里也装满了烟蒂。他的衬衫和领带都沾上了啤酒，而且双目无神。一个身材苗条身穿黑色短裤的马来西亚妓女正用手抚摸着他的裤子。
　　“你是在浪费时间。”我对她说，“他不会有兴趣的。”
　　妓女汕讪地退回售酒柜台去了。
　　“乔治，你到底怎么啦？”
　　“我们分手了。我又是自由之身了，我叫她滚蛋了。”
　　我知道乔治和他妻子闹离婚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因为他过去经常和一位也在交易大厅工作的小姐出去。看来，现在这件事终于有了个了结了。这时正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酒吧里装饰的圣诞老人和鹿拉雪橇与周围的环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乔治严肃地说，“那么多失去的时光都有待弥补。”
　　乔治被赶出了家门，所以他要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每晚都深夜才回来，然后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蜷缩着度过每个早晨。圣诞节那天，丽莎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把我们的圣诞节整个搅乱了。”她追着他叫嚷道，“你出去清醒清醒，找不到驯鹿你别回来。”
　　乔治步履蹒跚的走了。
　　到了一月，我们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但是乔治却开始自暴一自弃。他每晚都出去饮酒作乐，早上带着满身酒气和廉价香水的气味来交易场地。他一件衬衫可以一连穿上三天。我当时并没觉得我该怎么处分他，因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使我想起我在沃特福的朋友们。和他们一样，乔治对别人的评价毫不在意。
　　新加坡是个制度严格的地方，所以大多数人待人处事都小心谨慎。它同时又是个非常狭小的地方，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众人的耳目，但是，我喜欢乔治，因为他对这些全不在意，他清楚，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交易员之一。他需要的是工作之外的自由自在。
　　然而，他很快就成了令我头痛的人，因为他开始出错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冲着乔治拿出一张他经手的交易清单。
　　“我买进了一百份九月的期货。”他说。
　　“你买进？我操，我说的是卖出！”
　　“你说的是买进。”
　　“这太荒唐了，你完全搞反了，你还做了哪些交易？”
　　乔治拿出一叠清单。我拿过来看了看，发现他根本没有怎么填写。他缺好几份凭证。我便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和金姆的错误如出一辙。我们要受这一夜头寸的困扰了。
　　“这样吧。”我转过身，把清单放到桌上，说：“我来把它们整理出来。”
　　于是我便开始整理它们。乔治做成的交易是大量的，但差错也层出不穷。结果，我发现我们还有四百二十份合同没有替客户卖出去。但事先我们已告知客户我们已将它们成功地卖出了。所以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替客户处理好这件事。但这回，我是深陷其中，无力解决了。我站起来，朝力塞尔·孙走云。
　　“我需要把这笔交易也记到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我对她说。

此情可待

第四章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度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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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能力的恢复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巴林银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

　　我坐下来，呆呆看着乔治犯下的错误。大多数人看到几张中间画了一道斜杠、写了几个数字的纸后，一定会将它们当作废纸扔进垃圾桶的。然而，对我而言，手中的这几张纸好比一个分界线，将过去和将来截开：乔治已经被套牢了十五万英镑，另外，由于他的错误，他没有按客户的意愿卖出而是买进了一百份合同，价值高达八百万英镑。这已足以使我们有大麻烦了。我们经办的钱并不真实——那只是在萤幕上闪烁着，或者在交易场地上被四下传递着的一些抽象的数字。我们的客户可能会赚到或者赔进许许多多的钱，而我们赚取的只是佣金。在日本做业主交易的那帮人或许会让巴林银行冒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这些在新加坡分行工作的人不会。我们做的无非是毫无风险的套做交易，然后就是代理客户买进卖出。我们接触到的真正的钱只有我们的薪水和奖金。甚至这笔钱也不是那么真实：它们都是电汇的。另外，由于我们的开销都记在帐上，所以我们在银行的存款便不断上涨。最最真实的钱是我和丹尼每天聊作赌注的那一百美元——每天我们都要赌一赌市场的收盘价位，另外就是我们来买巧克力蛋和用来庆贺我们找到巧克力蛋中的塑胶玩具而开销的那些现钞了。
　　乔治的错误太严重了，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失去本可得到的薪水和奖金，甚至失去用来买巧克力的那点现金。它会让我们一败涂地。他应该当场就被辞退，我也可能会告别自己现在的位置。在这里，我已有了像菲利浦·波尼弗伊这样的大客户，还有拥有若干交易员和后勤人员的工作组织，尽管西蒙·琼斯是名义的主管，那些工作人员都只向我汇报工作，把我当作他们真正的老板。在后勤部门工作的姑娘大多拒绝和西蒙·琼斯打交道，我也对她们不薄，我经常请她们吃饭，让每个人都参加银行举办的晚会，她们应该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如果乔治的错误泄露出去，我就不得不向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告别，也不得不离开我的交易员和后勤部门的姑娘们。在后勤部门中，三位姑娘是我的助手——力塞尔孙、诺哈斯林达及克里丝汀娜；我还有两名委托执行人——乔治与“胖仔”；艾力克张也和我一起听电话。一旦事情败露，这六个人的工作也就完了。SIMEX里当然不会有人怀念我们。也许我们被开除时，他们会稍加关注；然而不过半小时，他们进入市场后就再也想不起我们了。我们在SIMEX中的位置也可能会闲置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相信坏运气会传染给别人。但不久之后，便会有人进驻那位置的。
　　将乔治出错的几笔交易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确实不过是举手之劳。毕竟，那是个真实地存在着的帐户，它就是为记录这类错误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去年我已经用过它了。然而，这些错误毕竟太大，我无法将它当作外币交易错误来处理，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某一方面的小小失误。我甚至也不能把它记入帐户，让它影响我们的佣金收入。它给我带来了三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弥补这些错误的问题。通常，伪造出来的交易都会在第二天早上被消除。当然，那得数额小，损失量清楚，我们才把它记入损益明细帐。用毛收入减去错误帐户中记录的损失就是净收益。但是，乔治犯的错误太大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那些合同卖出，将他造成的损失公诸于众：那会使大家惊慌失措的。我必须把这些错误隐瞒起来。我们无路可走。当然，如果市场价格一路上涨，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个问题更难解决：我可以将那一百份合同的交易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但是一到月底，巴林银行的内部审计员就会来查帐了——他们要将所有资产与负债累加起来，对好帐后，再公布巴林银行的净资产数目。我知道，他们只有到月底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看到八八八八八帐户真正的收入差及相应的一百份合同的开口头寸的话，他们一定会刨根问底，搞清楚它原来是一种未经上司批准的擅自作主的行为。而且，它比他们以前碰到的类似情况都严重得多。那么，我便注定要被赶出交易场地，永远告别我的蓝黄两色的条纹夹克了。
　　最后一个问题最为棘手，而且是一种不祥的预兆：sIMEX每天都会要求我们追加保证金。透过一种相当复杂的运算，sIMEX不仅计算出你当天可能会赔进多少，同时也推算出在正常市场的情况下，你次日可能亏损的数目。它要求交易员们支付的保证金里包括这两部份。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内容会被当作巴林银行某一客户的帐户显示在SIMEX的大萤幕上，他们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性要求我们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八八八八八帐户中并无现金，所以我必须另想办法来支付这笔钱。金姆当时犯下第一个错误时，我是启用了客户的浮动资金才帮我们摆脱困境的，况且那个数目不大；然后，我便减少头寸，补上了那个损失。去年一年，我一直是用这套方法处理那些错误的；有时候，我也从帐户上扣除自己的佣金来弥补损失。尽管我仍然可以使用这两种来源的现金，但是这次乔治造成的损失终究太大了，客户的浮动资金和我的佣金是绝对不够的。
　　大家回家后，我在桌边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了好些线条方框及箭头。我将新加坡填入一个方框，将伦敦填入另一方框，再用一条线表示现金流动，将它们连接起来。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储蓄的现金极少，因为全都被汇回了伦敦，每天，我们都要求伦敦寄来现金，支付当日的保证金及业主头寸，我们也做一些业主交易，但是这并没得到批准，因为迈克·吉利安认为，我们这种交易会吓跑客户的。他说客户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占他们的便宜，即我们在同时替客户和自己买进卖出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业务，从而从随之而来阶市场变动中获益。但是，我们还是透过在日本的弗南多做成了不少业主交易。但是我们没有声张。实际上，我们也从未做过。
　　我们为客户做交易所需现金全由伦敦方面提供。一般由总部清算部门的布伦达格伦哥给我们汇来美元或日元，或者由托尼·霍斯给花旗银行开信用证。这些现金马上就交给了sIMEX。我曾想过将乔治的那些合同卖出，再用从伦敦汇过来的美元来弥补损失，但再一想，又觉得行不通。因为乔治损失的是日元，要用美元来弥补的话，又涉及外币兑换的问题。
　　这种外币兑换必须获得西蒙·琼斯等人的同意。这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的。
　　我划了一个大大的日元符号，再在其中插入一个美元的符号。两种钱我都需要。我需要有能由自己自由处理的钱。或许我可以向伦敦多要一些美元，谎称那是出于代替客户做交易的需要。他们也许还真会相信我的话。但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在临近月底时损失了不少日元，我必须开出日元信用证来将事情掩盖过去。
　　在新加坡，期货和期权的交易方式相当可笑——投入的资金可以同时是美元和日元，启动保证金可以用美元或日元支付，而每天的差异保证金却必须用日元支付。我用笔在那几个方框旁边胡乱涂抹。突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卖出期权的话，我便可以得到一些期权购买金——这笔钱肯定会是日元，这样，我便可以用它来平衡八八八八八帐户中因期货交易和SIMEX索取保证金而引起的赤字了。
　　我的帐户中包括两个栏目：“损益”、“资产负债表”。尽管损益帐目和资产负债表都会出现在报表中，但我很清楚，巴林银行的负责人只对底线感兴趣；至于底线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的，他们毫无兴趣。他们查看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人时刻记住他们是那些业务的主管人，从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他们决不会对报表做任何其他反应。他们还会侧重于查看损益帐目，因为这与他们的薪俸和奖金密切相关：巴林银行的做法是把纳税前收益的一半左右作为奖金发给职员。对高级职员而言，奖金与薪俸的比例值平均维持在七十五比二十五左右。由于许多高级职员年薪高达五十万英镑，他们自然希望“损益”这一栏目中剩下的钱尽量多一些。
　　如果我能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亏损改变为零，将负债转化到资产负债表中去的话，我就算成功了一半了，然后，我也许就能够让巴林银行每天都为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方提供资金，从而补上现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全部头寸和损失。这样，就会需要做一个资产负债表分录，表明SIMEX应付给巴林银行一笔资金。已林银行总部的人对此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sIMEX掌握的这笔钱理论上已经回到了已林银行——它不过是巴林银行的一处资产。这样，我也可以延后上报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的时间了。

　　我做的帐目是这样的：
　　损益资产负债表
　　期货
　　付给SIMEX的启动保证
　　借方＄
　　金
　　付给SIMEX差异保证金借方Y
　　期权
　　卖出期权获得的购买金信用证Y
　　付给SIMEX的启动保证
　　借方＄
　　金——————
　　0Y借方＄
　　从伦敦汇来的现金借方＄
　　月底收入差0Y 0＄

　　为了让所有的帐簿都能达到平衡，我必须做两件事：其一，在月底卖出一定的期权，使其购买金（日元）恰好与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数额相等。这样，“损益”一栏才能达到平衡；大家才会觉得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仍然没被使用过。
　　其次，我必须让巴林银行总部汇出一定数额的美元，为我购进的期货支付保证金，同时保证在市场朝我不利的方向变动时，我有现金为手中的期权支付保证金。为了使资产负债表中的美元数额达到平衡，我们根据市场每日的不同表现，每天让总部汇出不同数额的美元。
　　售出的期权意味着让巴林银行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期权的价值很可能上升或下跌——我现在是在非法地做着业主交易了。
　　我看着那两个栏目，在“从伦敦汇来的现金”这一行附近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只要总部能汇来足够的现金，足够我额外的保证金（包括弥补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损失）的话，我的计划就能实施了。这在其他银行（譬如摩根斯坦利银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巴林银行，我和总部的联络情况非常模糊，谁都不知道我对谁负责。他们是鼓励我放心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的。
　　但现在，我必须三思：他们肯定会要求我解释要求汇款的原因的。毕竟，购买期权或期货和认购股票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不必投入大多的现金。这是一种赌博，但这种赌博不要求有许多现金作赌注。如果我要掩盖那些损失，我就必须向伦敦索取更多的钱，我只好利用他们对我的业务的不甚了解来蒙混过关了。如果市场朝不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的话，我就必须每天都要求总部提供资金。向他们做解释想来是一件趣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于是，我把图表放进办公桌抽屉，动身回家。已经是凌晨了，街上静悄悄的。我想起了乔治，他现在在哪儿呢？或许是在“zOUK”迪斯科舞厅找乐子吧。我让自己头脑放松，驾车回家去了。我已找出了一个能保护我们所有人的万全之策。主要的问题是必须补上损失。我会努力用做期货交易赚来的钱将它补上的。如果期货交易不能让我们如愿，我还可以利用期权的价值——这是万无一失的。月底前我必须打理好这一切。今天是三月十八日，我还有两个星期。
　　接下来的两周是我们在新加坡工作以来最忙的日子。每个交易日上午八点我到达办公桌边时，总是电话已响个不停。
　　菲利浦·波尼弗伊又开始做起数额巨大的交易了，我和艾力克、卡罗及夏娃肩并肩站在一起，整天不停地接电话。两天后，我又让力塞尔走出后勤部门到外面来帮忙，我让马士兰站在交易场地边上，背对乔治，在我们给他打手势后，理清所有的交易。然后，他便可以转过身来，将净头寸告诉乔治。我让乔治头脑清醒了一个星期。可是，等到三月二十六日，我将所有头寸累加起来时，却发现我们的失误更多了。除了失误之外，市场的变动也对我们不利。我又赔进了七万英镑，我算了算需要卖出多少期权。我得做一个五十份合同的多空套做交易。
　　卖出这些期权后，我将这笔交易记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
　　所谓“多空套做”是指以同一结算价格同时卖出“股票出售期权”和“买卖期货权”这两种期权。首先，你得选定市场的某一水准，譬如一万八千，你赌等那些期权到期时，市场仍保持相近的水准。到时，市场水准与你认定的水准越接近，你能得到的贴水就越多。如果市场下跌，那么卖出的买卖期货权就一文不值，而股票出售期权则会转化成资金。同时，你的交易伙伴（即以一万八千的价格买进股票出售期权的人）就会行使他的权利，要求你在市价已跌至一万七千五百时仍以一万八千买进。他已经以一万八千的价格将期权予售给你，现在他可以以一万七千五百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进，从而赚取五百点的利润。所以，做多空套做交易时，能得到的利润会受卖出股票出售期权和买卖期货权而得到的第一笔贴水的限制；而一旦你没有套做而市场价格朝任一方向偏离你认定的水准的话，损失就会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只要市场价格稳定在一万八千点，你就可以同时得到售出两种期权的贴水，另外，由于市场稳定，这两种期权都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所以你得到的使是全额贴水。
　　我认定市场将是稳定的，又加上多空套做可能带来的大额贴水的吸引，我做起了这种交易，我拿到了贴水，让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收支差显示为零。如果市场有所变动，我就要付给SIMEX更多的保证金——我只有让伦敦方面提供这笔钱。我没有套做，因为套做意味着要做更多的期货交易，而我想把所有的贴水都用来弥补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
　　力塞尔已算出巴林银行及其客户的全部头寸所需的当日保证金额数，在等待SIMEX的催款通知。拿到通知之后，她给伦敦的布伦达格伦哥发了传真，要求汇款七十五万美元。她将这笔钱分成两部分，说其中三十五万是为客户准备的，另外的四十万因为巴林银行自身的需要。当天下午，七十五万美元被汇进了我们在花旗银行开的户头中。
　　做成这件事后，我并没有为之欣喜。我下决心要赚回足够的钱，补偿全部损失。春天慢慢过去的时候，我的交易已越做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但是，我做得很顺手。我的信心日增。我相信我投入巨资后终会有所补偿。我是期货多头、买卖期货权空头，市场上的期权价格达到结算价格时，我将自己投入市场的资金又赚了一倍——我买进期货，这些期货与我手头的空头期权形成套期交易。这个举动奏效了——市场一路上扬，我的策略终于成功了。现在，唯一的风险是这一次上扬的势头非常强劲，我的套期交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从期货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正好能抵消八八八八八帐户期权方面的全部损失——这是我做套期交易时已计算好了的。到了七月，市场再度飞涨时，我的财务状况已由亏损六百扭转为略有盈余。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丽莎请了一些朋友来吃烧烤。我端着一杯啤酒走到阳台上，看着我所在的这座城市。
　　“你今天看起来很愉快。”丽莎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站在我身边。
　　“我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保护乔治，现在终于闯过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告诉丽莎那高达六百万英镑的损失的话，肯定会把她吓坏的。自己都觉得奇怪，我现在对那些数字已经能够做到无动于衷——它们不过是一大堆零的组合而已。我看重的是原则。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损失达到了一百万英镑。”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一百万！老天！这就是你保护乔治的原因吗？”
　　“每个交易员都会有自己的麻烦事。我们一直压力很大。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千万别再那样。长期下去，这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这个不成问题。”我说，“我会处理好的。”
　　“但是千万别再赔进去一百万了。你差点没把我吓死。”

此情可待

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我绝对没想到，以后我还会承受那种压力。我大胆撤回了大笔头寸。我们又重新盈利了。我们还可以稳稳当当地赚钱。当时，我的年薪是五万英镑。奖金则马上要突破十万英镑大关。我和丽莎还讨论了在伦敦投资买公寓的事。
　　但是星期一我则返回SIMEX，我就发现我还得使用八八八八八帐户。我所处的位置是相当奇特的，一方面，我在交易场地工作，负责用日元作期权交易；另一方面，我又是后勤部门的主管，可以向伦敦方面随意的提出要求。我可以纵观全局——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也许是世界上同时对收入平衡表上的两边都负责的唯一一个人，我已经深深地沉溺于其中了。
　　除了伦敦方面对我的汇款要求有求必应且从不细问之外（这应该算一种令人惊讶的行为），另外一件事对我的欺瞒行为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按规定，我要向三个不同的人汇报工作。在新加坡，我的顶头上司是西蒙·琼斯，但是，他对期货期权交易毫无兴趣。他是巴林银行南亚地区业务经理，主管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证券交易和期权期货交易，是我的直接领导人。然而，他在海洋大厦二十四楼办公，而我的办公室及我主管的部门则在十四楼，下午，我常常上楼去看他，但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足球。他是个特别争强好胜的人，我手下的人大多很畏惧他。同时，他也因开除秘书的事而臭名远扬——过去两年，他换过的秘书已超过十一名了。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只不过是常常和我赌一赌足球赛结果而已。至于生意方面，我们很少谈及。
　　我另外一个名义上的上司是迈克·吉利安，巴林银行全球证券股票、期货期权销售经理。当年我在总部工作时正是他的部下。我们每天都在电话上通几次话，但是他的业务主要在东京，我并不把他看作我的上司。由于他关心的只是我能赚取多少利润（他的奖金与这个直接相关），我和他的关联也是越来越少。
　　最后是在伦敦的两位上司——玛丽·华尔兹与罗恩·贝克尔。罗恩是金融成果部的负责人，玛丽则负责向他汇报工作。由于我上报的收益数额令罗恩激动不已，所以他决定亲自领导我了。罗恩与玛丽曾一起效力于“银行家托拉斯”，他们俩的联手便构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二人组合，由于两人都自信精明强干，所以很少人敢驳斥或打断他们的话。
　　巴林银行对我的管理方式就像巴林家族的构成一样模糊而狭隘。除了上述四位打交道之外，我还要与总部清算部的布伦达·格伦哥联系，让他每天都向新加坡汇出一笔现金。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管理模式。正因为如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业务，而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只是后来，我曾见到一份与之相关的备忘录。那是詹姆士·巴克斯（巴林银行南亚地区的经理）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写给安德鲁·弗雷瑟（总部证券股票经纪与交易部负责人）的。那是我抵达新加坡的前一月，备忘录是这样写的：“我担心的是我们是否又再建立起一种灾难性的管理模式。我们很可能因此而亏损或者失去客户的信任或者同时招致这两方的损失……我认为，我们应该确保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一旦该部门在SIMEX建立起来，就应该让尼克·李森负责业务，让西蒙·琼斯实施对他的监督管理。”
　　如果总部的人认真对待过这份备忘录的话，我在新加坡的权限就非常清楚了——只负责清算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便无法接触到那些交易员，也决不会因为一个秘密帐户而让他们卖出期权了。我也不可能和玛丽·华尔兹或罗恩，克尔或迈克·吉利安谈话，并让他们互相牵制，而使自己从中获益了。如果我只负责清算工作，那么在交易员犯下错误时，我肯定可以发现错误，而且不必隐瞒，因为那些错误与我无关。詹姆士·巴克斯是对的——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奋斗，巴林银行还是要既损失金钱又失客户信任了。
　　但是从目前的表面现象看来，詹姆士·已克斯却错了：我有大批的客户；我们还为巴林银行赚下了大笔大笔的钱。
　　七月份，我成功地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收支差扭转为零。
　　可是，记入其中的损失又逐渐增多了。我对自己未能完全杜绝重新使用八八八八八帐户而生气，我开始拼命做买卖想把钱再赚回来。可是这次我的运气却不那么好了，人们一方面祝贺我成了SIMEX最大的交易员，因为我有菲利浦·波尼弗伊这样的大客户；一方面又嫉妒我能为他做交易，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我已有点力不从心了。他让我处理的那些数目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是，我又不能让别人知道。
　　“尼克！尼克！”卡罗推了推我的胳膊，把我叫醒了，“快醒醒！菲利浦打电话来了，他要你马上打电话给他。他有急事。”
　　“老天！”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她，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乔治说你上这儿来了。”
　　我揉揉眼睛。我的双眼似乎被谁揉进了细砂子似的难受。
　　我感觉“虎”牌啤酒正渗出我的皮肤，还闻到了自己嘴巴里难闻的气味。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块薄荷糖。我大嚼起来，糖却粘在牙齿上，怎么也弄不下来。我又把另一块塞进嘴里。
　　我使劲地吮了几下后，把它囫囵吞了下去。
　　令我头痛的是沙基得·沙克拉尼，这家伙精明过人。他是彼得·诺里斯在伦敦私人助理。平时，他坐镇于那位大人物的办公室，是诺里斯与外界联系的纽带。现在，他正在亚洲检查巴林银行各分部的运作情况。上周他已和弗南多一起去了大贩和东京。透过内部对讲机，我已知道他在酒吧里占人便宜的那些事了。尽管我希望他能碰上什么麻烦，但他还是过得很顺心。这周，他已经到了新加坡了，我怀着颇不相同的目的带他去了酒吧——我想让他夜夜醉倒，这样，他就不会在早上去办公室查帐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给SIMEX交保证金的单据，因为那上面白纸黑字，记录着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情况，我不想让他知道有八八八八八这个帐户。我也不想让他看到任何资产负债表，否则他一定会对那些有毛病的数字追问不休。我特别希望用酒精麻醉他的神经，这样，他查看帐目时就会迷迷糊糊的。我的计划显得非常出色——沙克拉尼几乎没进过办公室。他每天睡到下午四点，然后四处坐坐，让脑袋休息休息，喝喝咖啡；然后又问我们当晚带他去哪儿。
　　昨晚我和他比赛喝啤酒来着。为了更好地计数，每喝一定量的啤酒，我们都喝一点威士忌。然后，我又教他另一种喝酒的方法，将一杯DRAMBUIE倒进啤酒里，它就会沉到啤酒下面。这样，喝完冰啤酒后，便可接着喝到温的DRAMBUIE，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炸药在脑袋中爆炸一样刺激。沙克拉尼非常喜欢这种喝法。凌晨三点时，我把他交给他身边的两位陪酒女郎，自己先回去了。他似乎非常开心。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后果是我也感到不舒服了。
　　上午八点，我到达巴林银行在SIMEX中的工作间，我看看市场，发现人都到楼上的休息室去了。交易员休息室里有许多带扶手的椅子。在那里，他们可以休息，可以揉揉因醉酒而感到不舒服的脑袋，还可以不加拘束地打嗝、放屁。厕所也总是堵着的，到处是呕吐的污物。另外，由于大家在排便时总是蹲着而不愿坐着，马桶上总有脚樱我正闹肚子。但是，等我找到一个可以勉强使用的厕所时，肚子奇迹般地不闹了，同时，那些污物的气味也让我恶心得吐了出来。我跑出去，找了一个椅子坐下。
　　我跟着卡罗回到交易场地。我极力不去听周围的喧闹声。
　　市场上价格变化很小，交易员们都想知道市场的限价，所以都挤在分析表前，看什么时候最低。我给远在巴哈马群岛的菲利浦打了电话。电话被转了一次又一次，信号也越来越弱。最后，菲利浦终于接到了电话。
　　“菲利浦，我是尼克。”
　　“我想做一次现金交易。”他说，“卖出第二百二十种买卖期货权，再买进十二月到期的第二百种期权。”
　　“好的。”我说，我想尽量争取时间，于是说道，“刚才还没人向你提供什么信息吧？”
　　“我有个○·一三八的报价，”
　　我等着他的下文，等他再说出一句话来，让我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但他什么都没说。
　　“好吧，”我说，“我先看看吧。”
　　我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因为菲利浦已把电话挂断了。我看了看那些交易员，他们都在大声喊话，对我的打算浑然不知。
　　○·一三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菲利浦买进了许多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由于市场下跌得非常历害，也许他是想减少这方面的损失，再买进与市场价格比较接近的期权？但是，我还是搞不懂○·一三八的含意，也不知该如何去做这笔交易。
　　我到电脑中查阅相关的信息，找到了大阪的期权交易价格：第二百种期权的成交价格为二百，而第二百二十种的成交价格为一千四百。我用计算机把这几个数字演算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一三八该是一个比例值。可是，现在，二百／一千四百算出来却是○·一四三。我揉揉脸部，让自己打起精神。那么，菲利浦的○·一三八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一定是指某人为了得到做这笔交易的机会，愿给交易的一方较大的折扣。由于菲利浦的期权交易颇具规模，一定有人已经答应给他折扣了。我给东京的弗南多打了个电话。
　　“沙克拉尼昨晚又在那里，”我说，“这事咱们以后再谈。听着，菲利浦又想做些期权交易。他想将九月的第二百二十种改为十二月到期的第二百种。已经有人给他报了○·一三八的比例。你看你能不能做点什么？”
　　“你稍等一会儿。”
　　我等了一会儿。弗南多打了几个电话后，又来跟我说话“○·一三八是个不错的报价，”他说，“我可以做到，但是，再高就有危险了。我至多做○·一三九，但不能太多，也不会很容易。市场真需要降一降。”
　　“你能在○·一三九做多少？”我继续问这个问题，很不耐烦地。“○·一四○呢？”我并不懂这些比例值，但我必须保住替菲利浦做代理的机会。
　　“在○·一三九不能超过一千份。”
　　．“好吧，伙计，谢谢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应该能警惕起来的。可是，当时我头脑发热一心只想要保住这笔交易。我又给东京、马里尔林克、巴黎国家银行、帕里巴斯等地打了好几通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可以在○·一三八做交易，却没人愿意接受○·一四○这个比例。他们都说风险太大了。
　　我放下话筒，感到更加难过，看来，我只得放弃这次交易机会了。
　　“尼克！”力塞尔在接一通电话，说：“是菲利浦。”
　　我根本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思绪。
　　“嗨，菲利浦。”
　　“你可以做吗？”
　　“我找了一些人，他们都只对○·一三八感兴趣。没人愿意接受○·一三九或○·一四○的出价。”
　　“我不能让你以○·一三八的比例去做，”菲利浦不偏不倚，“否则，我的其他一些交易员会被激怒的。”
　　我真想“砰”地一声把电话挂断算了。这就是市场价格对人们的影响。如果他最先找的是我们的话（其实，他应该这么做，因为我为他工作算得上尽心尽力），我们早已拿到这笔交易，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是，现在这该死的家伙找了一个人来压我。
　　“你想做多少？”我问。
　　“六千份。如果你接受○·一三九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笔交易。”
　　“给我两分钟时间。”
　　我放下电话，又看看此时的价格。没有变动，咋晚的醉酒让我的脑袋还在隐隐作痛。我越想越生气，菲利浦是想把这个价码硬塞给我。我不能决定是否该由此放弃。我开始想不顾一切地做这笔交易了。我有一种直觉，给菲利浦出价○·一三八的肯定是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我偏不让他们得逞。我把手伸进衣袋去摸口香糖，但是已经吃完了。我拿出一张交易卡，慢慢咬下一角，开始嚼起它来。
　　我决定采劝撒腿就跑”的对策。这是我小时候对付警察、我父亲及当地的小流氓的惯用手法。它的意思是“逃跑”——做错了事之后，撒腿就跑，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是，在市场上玩这种手法，其含义要丰富得多，也严肃得多。它意味着你在明知不可能的情况下，答应替客户以某一价格做一笔交易。然后，你赌市场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动，这样你便可以做成交易，且不受损失，这和做业主交易基本相同，只不过承诺客户时，情况对你自己不利，你只能寄望于客户的报价——如果交易足够大的话，它会驱动市场朝客户有利的方向变化。我是无权做这种交易的。但是，六千份期权合同的交易做下来，其佣金当是十分可观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把我看作市场上的大手腕，我必须再次将FSG挤出去。这样，下次想做交易时，菲利浦就会最先想到我了。
　　“菲利浦，”我说，“我可以接受○·一三九的报价。”
　　“好，”他说。
　　“准确数字是多少？”
　　“○·一三九的话，”他顿了一会儿，“六千五百份吧。”
　　我得到了做这笔交易的机会，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左右。身在巴哈马的菲利浦可以放心去睡觉了一他的事已做完了。
　　我给弗甫多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能做成的最高比例值是○·一三九。他答应替我做一千份。巴黎国家银行与帕里巴斯也各承担了五百份的任务，一切进展顺利。我已做成了二千份。
　　然而，马里尔林克方面却反悔了，表示他们那一千份无法完成。
　　“没人愿意做这个交易。”那边的交易员说。
　　“好吧，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走进日经交易场地，将马士兰拉到一边。我想将剩下的二千份的任务交给他，再将从大阪买进的交易记录输入sIMEX的帐目。在我与他交接时，又有其他人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对别人的委托也必须好好对待。我知道人们很尊敬我，因为我待人公平，决不会像其他某些交易员一样拒绝替他们做交易。市场上有人愿以○·一三九的比例成交，但是并不活跃。我用电话将二千份交付给了某一交易员，然后又卖给了张氏信托金融公司（CRT）一千份，卖给了瑞士银行公司（sBC）一千五百份，但是，市场上其他金融机构对此的反应却十分冷漠，做成的交易还不足一百份。所以，我又有一千九百份期权合同为空头了。如果我一直站在交易大厅的话，那无异地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每个人。所以，我决定回到幕后去。我回到巴林银行在SIMEX的工作间。现在，我需要处理一千九百份期权合同。形势似乎不妙。我坐下来，又掏出一些交易卡。我咬着卡片的四角，享受着纸上那清爽的漂白粉味。我用夹克的袖子擦掉头上渗出的汗珠。一种可怕的失落感抓住了我。我不仅仅在做一笔没有把握的交易。我马上就要成众矢之的了。大多数交易员做业主交易的权限往往被限制在一百份合同之内，而我现在手中握着一千九百份合同，而且未曾得到任何机构的授权。
　　我看看萤幕，又听听市场上的喧闹声，想弄清市场走势到底如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的性质决定了做交易就好像驾车，只能使用后视镜。我几乎要瘫倒了。我决定先卖出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等市场持续下跌时，再将第二百种买回来。这种分两步走的做法与一次成交的不同，在于市场必须有很大幅度的变动，才可能让我完成交易且不受损失。但是，我别无选择，我给交易场地上的马士兰打了手势。半小时后，我成功地以一百九十的价格售出了一千九百份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现在，只需买回第二百种期权了。也许现在还为时过早，但起码不会引起什么灾难了，我想。
　　我把那些数字键入计算机。这时，我发现一百九十与二百这两种售价间微小的差异对比例值却有很大的影响——计算机不断闪烁着○·一三五七这个数字，仿佛在讥笑我：“嗨，鬼灵精，现在看你怎么办？”我把市场情况又看了一遍。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图了。而第二百种期权的报价为一千四百，大家的竞价也开到了一三七○。我根本无法参与竞标，因为我出价实在太低了。
　　当天的市场以较低价格收盘。但对我而言，这干事无补——我的头寸已被搞得一塌糊涂。弗南多等人的情况都还可以——以○·一三九的比值做这笔交易风险太大了。只有疯子才会出更高的价钱。到收盘前的最后五分钟，我还需要二百六十四份第二百种期权合同，才能按菲利浦的要求以○·一三九的比值做成全部交易。由于菲利浦是透过FIMAT而不是巴林银行结算，我无法将该天的损失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了事，我必须将股票寄给FIMAT。
　　收盘前一分钟的预备铃响了。我给马士兰打了手势，让他告诉市场，我们愿以一千三百六十五的价格卖出二百六十四份十二月份的第二百种期权合同。我自己也急冲冲地跑进交易场地。我想用其他的活动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给这笔交易掩护，可是，没什么事可做。由于市场价格很多交易员都拥了过来，包括瑞士银行与张氏信托金融公司。我只好将那期权卖给了他们。
　　我返回巴林银行在SIMEX中的工作间。我这次给菲利浦做的交易成了一场灾难。他在巴哈马睡得很安稳，绝对不知道我已身陷困境。他自己的头寸完好无损，期权也已发给FI-MAT，一切毫无问题。而我玩的那种对策却出了差池——我不得不将五百份十二月份期权以开口且没有套期的头寸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从这些期权的报价与竞标分析表上，我也看出了今天的损失：十二万五千美元。除此之外，开口头寸更是一件麻烦事——它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损失。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会见了英格兰银行主管全国银行业监察工作的布莱恩秦。会后，他们发表了会谈记录摘要。其中，有彼得·巴林的一段简短的评论：“改组之后，盈利能力的恢复速度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巴林银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他继续告诉布莱恩秦说，巴林银行集团收益的最大份额来自其子集团——巴林银行证券有限公司（BsL）。他进一步说，那些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作代理而不是业主交易。
　　无论是站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向乔治或“肥仔”或“间谍”打手势、买进卖出，还是分析市场动态或是吃糖、甚至是嚼那些交易卡时，我都在想像着彼得·巴林那平静的声音，想像他说这些话时的情景。当时他一定是在英格兰银行那豪华的办公室里，坐在真皮沙发上，搅着“格雷伯爵”茶，欣赏地看着他那擦得发亮的皮鞋。
　　“……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我模仿不了他的语调。因为说“实际上”这个词时，要把嘴巴伸出去；而说“极”这个词时，要抬一抬眉毛来表示惊奇。这是两个久经沙场。阅历丰富的银行家之间的谈话。他们都会为自己生财有道而自鸣得意。他们握手告别时，两人用的劲也会一样大，分开之后，他们肯定会彼此叹服：对方真是了不起。
　　但是，他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事情，尤其是彼得·巴林。赚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那些创业的祖先、那些冒着风险为修运河、铺铁路提供资金的祖先，绝不会说赚钱“并非极难之事”。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觉得赚钱容易。我父亲很清楚，必须努力砌墙，才能拿到那每平方码二十英镑的报酬；而且，还要使客户满意，才可能拿到下一份工作。那些街角洗衣店里的工人、那些报童，还有那些律师，都会觉得赚钱的艰难。只有靠赌博赚钱看起来是极容易的。但是，即使是最狂热的赌徒，也会明白，赌博绝不会给他带来财富。否则为什么还会有人开赌场呢？
　　如果彼得·巴林曾经到过SIMEX韵交易大厅，知道我们工作辛苦的话，或者知道别人早已回家之后，我们在半夜三更还要努力使二千笔交易的收支对应的话，他绝不会说出“赚钱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这种话的。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地为银行赚钱，我一直在尽力补救一些错误，以免银行遭受损失。这些错误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替巴林银行效力的交易员无不超负荷工作，他们过于紧张了。我也一直在努力留住波尼弗伊——日经市场上最大的客户，尽量让他满意。但是，我却没有赚到钱。实际上，我是在赔钱。我隐瞒了一些损失。糟糕的是，我已无力控制这些损失了。
　　每周的前四天都是很难熬的。大阪市场上交易活跃，萤幕上挤满了各种交易数据。因为在那里做交易必须透过显示萤墓，所以很多业务都从大贩改到sIMEX来做。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市场，做交易无需萤幕来报价——直接喊出来就行了。
　　我们大声报出价后，如果有相应的买主的或卖主，那交易就可做成了。尽管如此，交易的数额还是挺大的。到星期五下午收盘铃响时，我就知道，周末这两天，我又该赶在星期一市场开盘前，将所有的交易都结算清楚。丽莎已经筋疲力尽，所以所有的周末旅行计划都被取消了。她不得不待在新加坡，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看来，这个周末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了。
　　这周以来，每个交易下午，市场价格都飞涨一千多点。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在SIMEX的历史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用于清算的萤幕常出故障，我们无法在交易做成后马上将它打上萤幕。于是，无数笔交易入帐工作都积压了起来。
　　这周的每天晚上，我都忙于清算，从未在凌晨三点前离开办公室。我看了看其他各银行在SIMEX工作的职员，大家都显得有些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这些问题并非巴林银行一家独有；在SIMEX占有一席之地的每家银行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所做的交易额是其他银行的十倍，而且没有人会替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大多数工作都由我自己承担了。
　　昨晚，我离开时，还剩十五笔交易没有清算——现在，力塞尔已经返回了办公室，正在处理它们。SIMEX的记录错误百出，我们自己的也好不了多少。我给力塞尔打通了电话。
　　“那十五笔交易没出什么问题吧？”
　　“还没做完。不过，已经和SIMEX记录的数据有了五百份合同的出入。”
　　“好吧。继续做。”
　　我放下电话，咬住自己的嘴唇。五百份合同的误差可不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由于萤幕全部失控，sIMEX的系统也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的交易都是手工做成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相信我们会出这么大的差错。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返回办公室了。市场马上就要开盘。卡罗已开始接受委托书，小房间里的控制板也因此亮了起来。
　　我们太缺人手了。问题的根源即在于我身边没有得力的助手，迈克·吉利安拒绝出一万五千美元的薪金聘人。因为这会使他的底线降低。他认为“底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它里面拿出的支出越少，那么剩给我们的钱便越多。但是，我急需人手来帮助我做清算工作。SIMEX说我们的合同数比申报的少五百份。我必须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如果是我们计算错误，那么我就得买进五百份合同，再算出该错误导致的损失；如果是sIMEX计算错误，他们会在下午发来一张报表，承认那是他们的错，记录上保留我们的计算结果。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场赌博。但我坚信我们决不会出这么大的错误；我相信siMEX会承认并改正错误的。
　　开盘铃响了。控制板上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我将五百份合同的事暂时抛开，忙于接电话给交易场地中的乔治打手势去了。整个上午，我们一直不断地做着交易。直到午间休息的铃响了，我才想起来该去一趟办公室了。跑回办公室时，我意识到我真该把那些交易卡整理出来，并找到对应的客户票据的。在我填写票据时，有人跑进来拿三明治。三明治在新加坡尚未成气候：这里的人没有“熏肉莴苣蕃茄”的概念，也不知“鳄梨”或“营养面包”为何物。新加坡式的三明治不过是两片三角形的白面包，涂上黄奶酪后，用粘答答的人造奶油粘在一起而已。
　　我闻到附近有糖醋味的中国菜的气味。正常情况下，SIMEX是不许带食品进来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官员们也并不在意。在这种情况，这种心情下，谁都不愿意离开市场。这时，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从我这儿飘过，很轻易地便淹没了糖醋肉的香味。原来是乔治，他的衬衣已粘在身上了。
　　“该死的空调和萤幕都坏了。全都坏了。”
　　“你去哪儿？”
　　“我想抽根烟。”
　　“十分钟后回来，”我说，“我们必须在下午开始工作前将上午的交易全部核对好。”
　　“不太可能，尼克，”他说，“我没法找到那些新加坡人。他们都出去吃饭了。”
　　“那么，他们一回来就抓住他们。我们必须做完这件事。”
　　“是！”他嘲讽地说。
　　乔治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这对交易员们而言，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可以抱怨空调，可以抱怨萤幕，然后他们下班回家，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是我与他们不同。离开交易场地后，我还到清算部门去做额外的工作。我必须将所有的数字都累加起来。一旦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就得承担损失，然后极力弥补。我深陷在“赔钱”的泥坑里难以自拨。这已成了我的一场做不完的恶梦了。
　　我让乔治上楼吸烟去了。然后，我便开始在那些票据上填上今天上午所做交易的具体情况。这样，姑娘们就可以给客户们打电话，确定这些交易是否做得准确无误。

此情可待

那天下午简直就是上周的翻版。市场价格又飞涨了一千点，委托书蜂涌而至。张氏信托金融公司买进了三千份合同，这三千份合同都被投进了市场。我猜想不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我明白，他们是在驱使市场尽量上扬。在东京，大家都在祝贺自己赢得了交易的机会；而在新加坡，我们已经招架不住了。
　　收盘铃终于响起来了。我们都跌坐到椅子上。星期五就要到了。又过完了一天。大家都可以去喝上一杯了，除了我自己，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回办公室去，将那些混乱不堪的交易单据整理出来——从今天的交易开始，然后是前几天剩下的一些。
　　“尼克，我有个问题。”是第一大洲交易所的大卫·摩斯欧。
　　“怎么啦？”
　　“跟乔治有关。”
　　“那你跟他说去。”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这么无礼的。可是，我已经跟迈克·吉利安说过几次了，我们不能同时兼管大卫的交易。大卫总是不断犯错，而吉利安却总是不听我的话，坚持说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些错误，不能断了向他们收取佣金这一收入来源，“收入”是迈克·吉利安关心的唯一的一件事。他从不想想这么微薄的收入引起了多大的麻烦；他就不明白“小虫能蛀坏大船”的道理。
　　“乔治不会和我谈的。”
　　“我不会因此责怪他。”
　　“我要做六月的，乔治却认为我说的是三月。而且还有二百点的差异。”
　　“多少份？”我问。
　　“一百。”
　　“哟，你什么时候做起一百份的交易来了？”我用嘲弄的口吻问他，“你以前不是只能做十份吗？”
　　“我绝对没错，”大卫抱怨道，“我们可以看录影带嘛。”
　　我知道这家伙一定在撒谎。他只要给迈克·吉利安打通电话威胁说要从巴林银行撤走业务，迈克·吉利安就会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上一小时。然后，我便需再花一小时来做整周所做交易的清算工作，还得相信大卫的说辞，不管出什么事。
　　“大卫，这样吧，我尽量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你可以走了。”
　　我只想快点回办公室去，把那些东西全清理了。
　　我是下午六点离开交易场地的。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但是，我还是没能让那些数字达成平衡。所有交易的清算工作必须按次序进行，现在，我已完成星期一、星期二及星期三的部份。该清算星期四做的交易了。
　　凌晨三点时，我看到我马上就要做完这项工作了。我并为此感到欣慰。我一个人独坐在海洋大厦的十四楼，呆呆地瞪着计算机上显示的那些数字。大卫今天的错误让我们损失了七万五千美元。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我自信中午即可解决掉的那五百份合同的差异——那是个真实的数字。我又把那些数字输入计算机；今天下午，指数又涨了一千点。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数字让我恶心：由于我没有在今天早上及时处理那五百份合同，我已损失了一百六十七万美元。
　　交易额实在太大了，所以任何错误导致的损失都不会是小数目。但是，这次我犯下了生平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惶恐地跌坐在椅子里。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是自己在吓唬自己——现在谁也不会来过问这些数字、要求我解释原委的。我还有整整一个晚上可以用来思考对策。我抬起头，看了看窗外新加坡的城市风景线，我可以看到远处克员码头闪烁的灯光。办公室里别无他人。现在是凌晨三点。我累透了。要是回家的话，丽莎肯定早已入睡了，而次日清晨我离开家时，她仍会在睡梦之中。然后到八点十五分时，我又出现在SIMEX的市场上，同时看管十二部电话。一天之中，只有现在这段时间，我是一个人待着，而且不用讲话。在这儿，我才拥有自己的世界。我了解交易场地的情况，也清楚清算部门里的一切。要想保住这个职位，我就必须把损失隐瞒起来。我会设法补偿损失，但我绝不向任何人承认有这些损失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旁边。窗户是打不开的。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密封的，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也不能经办真正的金钱，透过平板玻璃，我看着外面。我知道光线在经过较厚的玻璃时，都会产生折射现象。而实际上，光线在经过三棱镜时，就会形成一个光谱，因为经过玻璃的最厚的地方的光线折射的程度最大。就像鱼夫用叉捕鱼时一样（由于光线的折射，看起来所在的位置与实际所在的位置是不同的），我仔细地查看着玻璃中的光线，想像着光线在玻璃中的真正位置。我把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我向自己承认，我要像过去一样，把这笔一百六十七万的损失也掩藏起来。就像光线碰到平板玻璃不得不折射一样，我的道德也在这虚幻的交易世界里被扭曲了，我早就做过骗人的勾当了。我已允许自己在压力之下弯腰屈服，我已经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了。
　　我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漆黑的夜补托出一张苍白而扭曲的脸，呆呆地对着我。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了——那算得了一张令人厌恶的漫画像吧。而那个聪明英俊，娶了丽莎·西姆斯为妻的男人，自从被派遣到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主管期货交易后，就变成了骗子了——他怔怔地看着我，脸像大烂瓜似的。我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那些损失当初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现在它们却在飞速增长，让我无法挣脱——我就像患了癌症似的。想到癌症，又想起了我母亲——感谢上帝，她没有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的这副模样。我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独自躲在这海洋大厦静谧的十四楼，想玩一个手法，把差不多二百万美元的损失隐藏起来！我母亲决不会希望我长大后做这种事情。
　　“一九九三年是投资银行业务的丰收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彼得·巴林在发布巴林银行经营成果时宣布说。巴林银行当年的纳税前利润高达二亿英镑。扣除发给职员们一亿英镑的奖金，巴林银行获得的纳税前净利润为一亿英镑。
　　我用八八八八八帐户隐瞒了二千三百万英镑的损失。我在新加坡的业务赚取的利润额在正式上报时并没有和其他人分开，因为我所做的交易全都记在弗南多或本霍夫曼在日本的帐户里。我不太清楚他们允许我动用多少资金，但是我估计在一千万左右。即使是跟巴林银行整个集团的盈利能力比较而言，我的损失也是数目巨大的。而我只是卖出更多期权，然后向总部要更多的资金，就把整个局面维持下来了。
　　我对损失的大小已经有点麻木了。起先，对七万英镑的损失我都曾惶恐不安。可是，随着数目的增长，我只好面对那些日益膨胀起来的大数字。几天之内，我可能会一下赚到五百万。其实那不过是因为头寸的规模决定了我做的是大买卖而已。而另几天之内，我又会赔进五百万，我的损失总数又回到二千万。这个数字不断增长，很快就达到三千万。一九九四年，它达到了五千万英镑。
　　不断亏损的原因在于：我为了赚取可观的贴水，不得不做没有套期的交易。显然，事实与彼得·巴林所言正好相反，赚取利润实在是困难之极。我必须冒险，才有可能将损失的钱捞回来。我确实赚了几把，但赔钱的时候却更多。由于开始时，我为多头，所以市场下跌时，我的头寸不断加倍——我寄望于市场的反弹。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反弹的。有时候，我将所有头寸都用来清偿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债务，再反过来看看自己的财务状况。我发现，我的财务状况已经开始左右我看待市场的方式了。我对市场走向不再有清晰的预测，我只知道我希望它如何发展，才能挽回造成的损失。第一次做买卖时，可能是出于你的需要。可是一旦做起了交易，你就必须为头寸考虑了。
　　所以这就会影响下一次的交易。一旦市场变化对你不利，下次你就会将投入的资金加一倍。这和赌博是一个道理——只要市场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动一次，所有的损失便都回来了，但是，风险同时扩大了一倍。每个人都知道该马上金盆洗手，可是每个人都继续做下去。走进世界上任何一个赌场，你都可以看到在赌桌边不断将赌注加倍，发誓要把本捞回来的人。但是，这种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赌资：如果第一把的赌注是一英镑的话，那么输掉十六次之后，要是还能继续，那么这个人带来的赌资至少有三万三千英镑。大家都有一英镑，可是有三万三千英镑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我一心想挽回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所以我总做非套期交易。可是，这种交易就是一种风险最大的赌博。
　　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度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此后不久，巴林银行的职员都拿到了九三年度的奖金。给我的奖金一共是十三万五千英镑。我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干得不错，于是我给后勤部门的姑娘们发了十二个月的奖金，给交易场上工作的交易员每人十八个月的奖金。我给乔治五万英镑。这是他和他的家人得到的最大的一笔钱，乔治拿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辆小汽车。我和丽莎在布莱克黑斯买了一间公寓。
　　“这是张保险单，”他开玩笑说，“哪天你被解雇了，我们就只好回伦敦当泥瓦匠和服务员去了。”
　　公寓装修的事情很繁杂，不过，丽莎的祖父这时参与进来了。他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我主管的期货交易业务非常出色。业务量一直在猛增。我又招聘了三位姑娘，到后勤部门做清算工作，招聘了四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场地工作。我唯一问题是八八八八八帐户仍然亏损。我已经习惯于看那些庞大的数字了——损失累计已超过三千万英镑——但是，我却束手无策。
　　拿奖金时，我想，我必须接受。否则，人们就会发现我的欺骗行为，我们也就全完了。我为自己找了个藉口：我在雅加达替巴林银行省下了九千万英镑，又为它创造许多利润，记到在东京的帐户上。但是，我也很清楚，隐瞒损失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我曾经成功地将它扭转为零，我现在得再次朝这个方向努力。成功之后，我绝对不会再次动用八八八八八帐户了。我会要求离开新加坡，去干点别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三月，巴林银行做出了一九九三年度工作报告与帐目表。看了该表后，我发现自己主管的业务已开始成为整个银行中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巴林银行的纳税前利润为一亿英镑。扣除各种费用之后，亚洲部赚进的利润总数为三千五百万英镑，其中，新加坡创造的利润超过一千万。而整个资产管理部门带来的纳税前利润不过三千二百万，投资银行业务不过七千二百万。在致全体职员的贺词中，彼得·巴林亲切地说：“年初改组之后，巴林证券迅速重新崛起并获得了出色的成绩，对此我要特别表示感谢。”他还对资产负债表作了一番有趣的评价：“这种新格式容纳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细节，尤其是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有关的细节，那么短时间内，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内容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认为公布更多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就有助于客户加深对集团的了解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实际上，这些额外的数据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本质的东西上转移开。而且，无需资产负债表上的多少空间，就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了。”
　　我一面想着“幼稚可笑”这个词在这儿是否贴切，一面翻阅那份报告。它的封皮是海军蓝的，饰有金色的星形和鹰翅等图案。在第五十六页上，有三行文字提到了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有限公司。它和巴林银行在全球各地的分部排列在一起，包括在雅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巴黎、利马及巴格达等地的分部。我怀疑列在这几页中的其他的分部是否也在资产负债上做了手脚。关于资产负债表，彼得·巴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深入了解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仅仅“是外面的投资者，还应包括彼得·巴林本人以及巴林本人以及巴林银行内部的整个工作组织。正是因为银行对其资产负债表不作核查，我才在这上面找了一个漏洞。
　　彼得·巴林的照片印在报告的第三页上。那是一张叫人喜爱的照片。第二十九页上记录着他的收入，他的年薪为二十一万二千英镑，一九九三年得到的利润为一百万。同时，他还有三万元的退休金。这样，他一九九三年的全部收入为一百二十四万二千英镑。这还不包括银行为他提供汽车、健康保险、抵押贷款资助及免费私人电话等。我又看了看他的照片——他看起来真不错。但是，我很难相信，他要是在别的银行如古得曼银行或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的话，能得到一百二十万英镑的起薪。一个对资产负债的审查根本谈不上严格的人，尤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薪俸。
　　一九九四年初，罗恩·贝克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损益”帐目上的压力又增大了。他驱使我们不断赚取利润、赚取利润、赚取利润。一九九四年的头七个月，我在新加坡的套做与交易业务赚进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占子集团总收益的一半。
　　我成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
　　“你的数字太大了，他们准备查你的帐。”在谈论世界杯足球赛时，西蒙·琼斯对我说。
　　“是吗？”我微笑着说，可是我感觉到心已分明揪了起来。
　　“是的。他们准备派亚西·路易丝来。”
　　“亚西·路易丝？”真糟了。亚西·路易丝以其办事彻底而闻名。她是巴林银行兄弟公司的一名主管，绰号“破坏者”。我的感觉就像我要被绑在牙医的椅子上，就等着牙医来拔牙了。
　　我极力掩盖起来的漏洞肯定会被她整个儿地揭露出来。“啊哈，”她会说，“G3中有个洞。”我舌头开始发酸。我舔了舔嘴唇。
　　“那么，意大利队怎么样？”我转换了话题。
　　“一群无用之辈。”西蒙讨厌他们。
　　“肯定有很多人会把宝押在阿根廷队身上。”我点点头说。
　　“是吗？马拉多纳不是缺席吗？”
　　“新加坡人都这么说。”
　　“有点意思。”
　　“好啦，”我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说，“我该回办公室去了。”
　　“我操！”电梯门关上后，我骂道：“亚西·路易丝！”
　　“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请到接待处来。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请到接待处来。”sIMEX的扩音器响了起来。
　　我将夹克和领带整理了一下，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罗恩·贝克尔和亚西·路易丝在栅栏那儿等我。他们可真是极不和谐的一对：罗恩身材矮小胡子拉碴、挺着个大肚子；衬衣和领带都很寒酸。亚西·路易丝却挺拔优雅，身着灰色裙装；她没有半句废话，显得非常精明强干。她不笑。在我面前，我觉得自己像处在x光的照射下似的，浑身透亮，无法掩饰任何东西。
　　“嗨！”我作了自我介绍。
　　“你好！”我们握手。
　　“嗨！尼克！”罗恩说，“我们一起看看这里的业务吧。”
　　我将他们带进SIMEX。我想，在亚西·路易丝眼里，日经交易场地里正进行的活动不过是有待审计的普通业务，她肯定不会注意到这儿的嘈杂的。她关心的是你的买进卖出、交易记录、是赚是赔等等。
　　“这是力塞尔·孙。这是艾力克·张。”我把在sIMEX工作的巴林银行的职员作了介绍。
　　“你们好，”罗恩几乎看都没看他们，他在观察交易场地。
　　“尼克，这儿的交易都是谁做的？我们是最大的一家，对吧？”
　　“我们有许多套做业务，”我说，“所以我们的交易数字很大。”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
　　“在这儿看最好。”
　　我又带着他们在另外两个交易场地看了看——那是期权与日本政府债券（JGB）的交易场地。我看见了丹尼。可是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就走开了。
　　“你们如何完成客户委托的交易？”亚西·路易丝问。
　　“先透过电话接受委托。”我向她解释说，“然后，我们给乔治打手势——就是那个留披头士发型，正挥着胳膊的那个——由他来做成交易，并把每笔交易记在不同的交易卡上。吃午饭时，他把交易卡交给我。每天市场收盘之后，我们将交易卡上的信息都转到当天交易单及客户委托单上，再把这输入电脑，包括我们自己的和sIMEX的电脑。之后，我们清算所有的交易，SIMEX也会算出我们该付多少保证金。第二天，我们把保证金给SIMEX。”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在SIMEX里边走边谈，不管多长时间，我都能够应付。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因为我可以藏身于那些红夹克们的叫喊声、叫骂声和他们的交易活动中。我担心的是后勤清算部。在那里，只有纸上的数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护我。但是，我又无法阻挡她，让她不去看那些数字。她正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她是个强硬的女人，硬得像花岗岩。她在看到乔治的发型时，居然笑都没笑一下——而乔治的头型，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十分可笑的。她马上就要变得难以对付了。我拼命地抑制住自己的一个想法：要出事了。
　　“亚西想先从巴林证券开始。”他们离开sIMEX时，罗恩说，“大约一星期后，再看期货。”
　　“大概要多长时间？”我问。“三周。”她答。
　　我挥手向他们告别后，返回sIMEX。我在JGB交易场地上碰见了丹尼。
　　“气泡，”我说（因为他是希腊人，我们给他取了这么个绰号），“想吃午饭吗？我想去喝一杯。”
　　“亚西·路易丝被召回伦敦了。”西蒙·琼斯说。
　　我斜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
　　“那谁来做审计呢？”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欣喜。
　　“詹姆斯·贝克与毅恩·曼森。”
　　第一次会议是在西蒙·琼斯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他们来叫我的时候，我正在交易场地上。外面下着雨，我把夹克披在头上，跑过拉夫尔广场，来到巴林银行的办公大楼。我不知道他们会向我抖出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比亚西·路易丝好对付。西蒙·琼斯、詹姆斯·贝克和毅恩·曼森都坐在那儿等我。
　　“真抱歉，把你叫过来了。”西蒙说。他的语音里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
　　“没关系。”
　　“詹姆斯和毅恩想见见你。他们正在接手做内部审计，要从我这儿开始。做完之后，就轮到你了。他们要查所有的系统，核对每张纸上的帐目。这都是例行公事。”
　　詹姆斯·贝克和毅恩·曼森都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朝我微微笑着。我也朝他们微笑了一下。
　　“好的。”我说，“我会配合你们的。”
　　“我们听说，我们也可以找瑞琪儿杨联系，是吗？”曼森问。
　　“是的，她会协助你们的。”
　　“你在交易场地和清算办公室分别工作多长时间？”曼森又问。
　　“我在七点十五分或七点三十分儿到这儿。八点至十一点三十分我在交易场地。午饭后在交易场地接着做到二点三十分。市场收盘时间是下午二点十五分，然后，我返回办公室，清算当天所有的交易，并把它们和SIMEX的记录逐一对照，确保两者一致。”
　　“什么时间找你比较合适？”
　　“只要你能找到，随时都可以。”我笑道，“不过，下午最好，sIMEX有点像动物园，人在里面无法谈话。”
　　第一次会议就是这样。头一个月，贝克和曼森都要看资产负债表。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从伦敦拿到的资金与我汇报给SIMEX的数目并不相符。我最多还有一周的宽限期。
　　又是一周开始了。我早早地跑到西蒙·琼斯的办公室，告诉他许多人都在打赌世界杯的输赢。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说，”有家马来西亚辛迪加打赌，说保加利亚队不会出场与德国踢四分之一决赛。他们说要发表政治宣言。他们还出资赌这场比赛不会进行。”
　　“那保加利亚队为什么不出场呢？”西蒙抬起头问。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他们真是疯了。我觉得他们是在送钱给别人。”
　　“好吧，”西蒙说，“我就跟他们对着干。我还要赌德国队赢。”
　　“审计做得怎么样了？”拿起西蒙的钱时，我问。
　　“令人愉快。”他说，“他们还没做多少事情。你要知道，他们只是内部审计，这和我当年是不同的。”
　　我走回自己的办公桌边，将西蒙的钱放进抽屉。看来，打赌和内部审计两方面都进展得不错。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德国队会赢。这次世界杯让人感觉怪怪的，可能是那些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对什么都要赌一赌的缘故吧。除了对比赛结果打赌之外，他们对角球、进球、上场球员或注册球员人数等与结果毫无关系的事情也要大赌特赌。喀麦隆队注册队员的人数总是人们热衷的打赌对象。那场比赛保加利亚队当然上场了。我怀疑那些赌他们不会上场的马来西亚人是否真的拿出了钱。最令人兴奋的是约旦列契河夫在最后十分钟内，以一个漂亮的头球打破德国队大门，保加利亚队战胜了德国队。西蒙·琼斯的钱输掉了。
　　要是贝克或曼森问起八八八八八帐户来，姑娘们肯定会先给我打电话，问我她们该打什么内容的字。我早就做好了接这通电话的心理准备。我会让她们做一个日记分录（这可以让收支差变零），再用帐上其他的交易数字来唬弄他们。毕竟，在他人看来，八八八八八帐户应该是没有被使用过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求打出SIMEX所有的帐目的话，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只有暴露无遗了。
　　另外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他们可能会要求看我们报给的所有头寸——如果是这样，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损失及开口头寸也会暴露出来，而且会让他们目瞪口呆的。
　　但是两种危险的结果都会有所减轻的，因为一旦姑娘们打电话通知我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我就会警觉起来，采取一定的措施。姑娘们都知道，一切与帐目有关的事情由我负责；到时她们一定会征询我的意见的。她们并不清楚八八八八八帐户意味着什么，也弄不懂我摆弄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数字。但是，她们都知道我对八八八八八帐户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