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塔勒布的杠铃策略

文/姚斌

纳西姆·塔勒布最推崇的学派是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学派，因在雅典集会广场聚众讲学而得名。斯多葛学派既是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之一，又是古希腊流行时间最长的哲学学派之一，前后绵延500年之久。斯多葛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是芝诺；中期的代表人物是西塞罗等；晚期的代表人物是塞内加和奥勒留。

在塔勒布看来，斯多葛学派是具有纯粹的强韧性的，对外部环境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具有免疫力，不因命运的决定而变得脆弱，因而它是强韧的。随机事件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斯多葛的标准原则是，建立强韧性，避免情绪伤害，摆脱脆弱性。斯多葛主义的主旨是情绪的驯化，而不一定是情绪的消除。它不是要把人类变成植物，而是将他们对情绪的关注转移到对产生情绪的核心根源的关注，同时保持对情感的掌控力。在塔勒布看来，现代斯多葛主义践行者就是能够将恐惧转化为谨慎，将痛苦转化为信息，将错误转化为启示，将欲望转化为事业的人。

在斯多葛学派中，塔勒布最推崇的是塞内加。塞内加的理论比斯多葛学派更进一步。他所关注的只是他“当真的事”，他在命运面前实际上具有反脆弱性，不仅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还能从中获益，做到如何缓解不利的局面。塞内加曾说，财富是聪明人的奴仆，愚笨者的主人。他表现出爱财富的行为，却不让财富伤害他。

塞内加在《论恩慧》一书阐述他的战略，并用“簿记”一词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收益的簿记很简单，先把它们全部记为支出，如果有人归还了，则确认为利得；如果无人归还，那么我也不认为这是损失，就当我是送他了。”塞内加对命运耍了个花样：保留好的，剔除坏的；摒弃不利，留住有利。可以说，他自私地将伤害从命运中消除，同时又以非哲学的方式留住好处。这种成本效益分析不太符合斯多葛学派，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与不利结果的不对称形式。但这其实就是最纯粹的反脆弱性。

塞内加的“不对称形式”被塔勒布称为塞内加的“不对称性”。财富会让我们在逆境中损失得很多。如果在命运安排的事件中，你失去的比能够得到的更多，那么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而且是不利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非常普遍，它会给我们带来脆弱性。是否具有反脆弱性，塔勒布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测试：如果我“一无所失”，我获得的只有利益，那么我就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如果我失去的比得到的少，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少，那么我会喜欢波动性（波动性总体来说会给我带来好处），我也是反脆弱性的。

脆弱性等于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于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于（不利的）不对称性。反脆弱性等于你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如果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损失，那么你对波动源也就具有了反脆弱性，反之亦然。如果潜在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那么你可能因为波动和压力不足而受到伤害。

为此，塔勒布提出了杠铃策略。这个策略在《黑天鹅》一书被简要提起，但未深入。塔勒布认为，杠铃策略是一个能够实现反脆弱性的方法。迈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减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说，通过降低自己暴露于负面黑天鹅事件的概率，让反脆弱性顺其自然地发挥作用。降低脆弱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强制性要求。因为脆弱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脆弱性与齿轮不可逆转的特征类似，其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可逆的。重要的是，采取的路线和事件发生的顺序，而不仅仅是目标——这是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的观点帮助我们简化了我们的方法，我们很容易识别脆弱性，并把它置于脆弱类中，而不看其潜在的益处，因为破碎的东西将永远破碎。

这种路径依赖性带来的脆弱性往往被商人们忽视，这些习惯于静态思维的人往往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利润，而生存和风险控制等是之后或许会考虑的问题。这些商人忽视的是，较之于成功，生存的逻辑优先级别更高。要赚钱最好先考虑生存问题。再考虑与速度和增长相关的概念时，如果不考虑脆弱性，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由于路径依赖性的存在，经济增长不能再摆脱经济衰退的风险，金融回报不再能摆脱终端损失的风险，效率也没法摆脱事故的风险。如果一个赌徒最终面临爆仓（失去赢得的一切），那么其策略的潜在回报就是无关紧要的。多年前，一所大学的研究员对塔勒布吹嘘说，他们捐赠基金的收益率约为20%，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回报率是脆弱性的，很容易变成灾难性的损失。果然，某年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所有的账面收益的化为乌有，甚至危及到大学的日常运转。如果某个事物是脆弱型的，那么它破碎的风险会导致你做任何旨在改善它和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变得无关紧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风险。

在此情景下，塔勒布积极思考，找到了杠铃式解决方案——对不确定性的所有解决方案，都是以杠铃的形式呈现的。杠铃中间空无一物，将两个极端分开。杠铃策略也可以称为双峰策略，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单独的中庸模式。塔勒布用杠铃形象地描述在某些领域采取保守的策略。这种保守的策略在负面的黑天鹅面前保持强韧性，而在其他领域承担很多小的风险，从而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正面的黑天鹅的双重态度，最终实现反脆弱性。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偏好，而不采取中等强度或温和的风险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骗人的把戏。但是，得益于它的结构，杠铃策略有利于不利风险的减少，也就是消除毁灭性风险。

杠铃策略可以这样表述，如果一个人以90%的资金以现金形式持有，或以所谓的保值货币储存起来，而剩下的10%的资金再投资于风险很高或者说极高的证券，那么他的损失不可能超过10%，而他的收益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如果某个人将100%的资金都投入所谓的中等风险的证券，那么他很可能因为计算错误而产生毁灭性的风险。因此，杠铃策略弥补了罕见事件的风险不可计量且易受错误估计影响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杠铃策略的最大损失是已知的。杠铃策略可以指任何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两类方案组成，并且摒弃了模棱两可的中间路线和策略，它往往会形成一种有利的不对称性。

很多的杠铃策略都具有同样的不对称性，在风险面前，它们会给我们带来同样的保护，并帮助我们利用反脆弱性。更多的杠铃策略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而在更大的决策上保持“理智”。而随机性的杠铃策略会通过减轻脆弱性，消除伤害导致的不利风险来增强反脆弱性，也就是减少不利事件带来的痛苦，同时确保获得潜在收益。在金融投资中，杠铃策略并不一定是部分投资于抗通胀的现金，部分投资于投机性证券的形式呈现的。任何消除毁灭性风险的策略都属于杠杆策略，杠铃策略力求驯化而非消除不确定性。

如果决策正确所得到的利益大于决策错误所得到的伤害，那么从长远看，就可以从波动性中受益。只有当一个人一再为购买期权支付太多的钱时，才会受损。当我们知道自己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但不对称对我们有利时，我们不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进一步延伸，当我们有一定优势时，我们并不需要完全了解某一事物。可选择性带来的优势就是当你正确时，你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事你不必每次都正确。

如果我们拥有了选择权，在某种程度上说，不确定性增加了这种特权的价值。如果你的未来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比如房地产价值可能大幅下跌，也可能大幅上涨，那么你的选择权将变得更有价值。不确定性越大，你的选择权就越有价值。选择权的一个属性是，它并不关心平均结果，而只关心有利因素。如果有了可选择性，那么就不太需要智力、知识、洞见、技巧，或者那些在脑细胞中发生的复杂事情，因为不必每次都正确。彼时所需要的只是不做不明智的事情，以免伤害自己，随后就能在有利的结果发生后，乐享收益了。（关键是你的评估并不需要预先进行，只要在结果发生后进行即可。）这个属性允许我们变得无知，或者说允许我们获得比知识所能带给我们的更多收益。这就是塔勒布所说的炼金石或者“凸性偏差”。

在试错过程中，我们会犯小错误，但却能获得大收益，我们不妨称其为“自由探索”。有一个词可以更准确的描述这种积极的不对称性，这就是“凸性”。任何试错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选择权，只要你能够识别其中有利的结果并利用它就可以了。试错机制（快速失败模型），又名“凸性自由探索”。在试错机制下，错误的成本低，最大损失是已知的，而潜在回报则是巨大无限的。正面黑天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收益是无限的，或者更确切的说，其界限是未知的，但错误所带来的损失则是有限的和已知的。

理性就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抛弃坏的，知道如何获取利润。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脆弱的事物没有选择权，而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需要选择最好的，即作出最佳选择。大自然最美妙的特性就是，它在做选择以及为自己挑选最有利的东西时表现出的理性。大自然就是这样逐步进化的——生物系统会锁定比前一个状态更好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试错过程中，其理性之处就在于不拒绝显著优于从前拥有的某种东西。选择权往往会隐藏着我们不希望它隐藏的地方。选择权不仅受益于可变性，也会从小成本的错误中受益。因此这种错误就类似选择权——从长远来看，幸运的话，错误会带来收益；不幸的话，错误会带来损失。而某些模型只有不幸的错误，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模型和其他脆弱的情况。

历史上创造财富最多的企业，它们都有可选择性。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企业首先来自房地产行业（投资者相当于持有选择权，因为他们的风险由银行承担），其次是技术行业（其收益几乎完全依赖于试错）。此外，具有负可选择性（即不具有可选择性）的企业，如银行，通常业绩比较糟糕：银行定期就会因陷入困境而失去先前所赚的每一分钱。

多亏了试错的不对称效应，反脆弱性可以取代智慧，但某些智慧还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有能力认识到我们当前掌握的优于过去所掌握的。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认识到选择权的存在。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反脆弱会赋予我们使用选择权的能力，但并不保证我们就能使用它：可能近在咫尺，却未被发现。试错法的首要价值在于它其实不是随机的。由于可选择性的存在，它需要一定的理性，它需要你有一定的智慧来识别有利的结果，以及知道该放弃什么。如果你在客厅找不到放到哪里去的钱包，那么在采用试错法时，你的理性就在于，同一个地方不必寻找两次。在一个你确切的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的环境中，每次尝试都会让你更接近那个东西。我们从失败的尝试中能够逐渐摸索出正确的方向。

塔勒布批评约瑟夫·熊彼特，说熊彼特认识到了广义的试错法会产生错误，但却不怎么理解不对称性的概念。熊彼特意识到，有些事情需要毁灭才能促进整个系统的改善，这被称为“创造性破坏”。它是由卡尔·马克思等人发展出来的，也是尼采所发现的一个概念。阅读熊彼特的书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未从不确定和不透明的角度去思考。他完全执着于干预。更为关键的是，他和他的批评者都忽略了具有不对称性效应（可选择性）的反脆弱性，因而他忽略了炼金石，而这才是发展的动力。

由于相当比重的技术知识实际上来自于反脆弱性、可选择性的试错法，因此某些人试图向我们隐瞒这一事实，或贬低它的作用。有两种类型的知识，第一类不完全是“知识”，其模糊的特性让我们很难将其与严格定义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我们无法用明确和直接的语言表达的做事方式，有时我们称其为“否定法”，但我们却切切实实地身体力行，做得很好。第二类更像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也是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天真理性主义的错误会导致我们高估了第二类知识，即学术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同时也低估了那些无法成文的、更复杂、更直觉式的或更依赖于经验的那类知识。

塔勒布的杠铃策略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或许只适合他自己。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原创的策略只是他人思考的结果，并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必然是一个投资体系的呈现。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采用别人的策略，则必须在充分思考的基础上并获得可行性后实施。